中国的“新合作主义”:两种路径及其可能走向

关于中国合作主义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中国式合作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主义"两种路径。当前,中国的国家合作主义有其特定的存在条件,未来也可能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方向。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组织具有合作主义的体制基础,正处在国家合作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的过渡阶段。合作主义模式下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是一种互惠、协商、合作的关系,民间组织不但是国家整合社会利益的管道,而且国家也透过民间组织汲取社会资源,在双方的互动与合作下相互适应、相互增权、共同成长达到国富民强的双赢目标。

论合作主义视角下政策咨询机制构建与完善

合作主义多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间关系。本文以日本审议会机制为基础,从微观制度层面分析了合作主义框架下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背景,对我国建立与完善政策咨询体系提出了:重构政策咨询体系,引入利益协调职能;加强利益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建设;推动社会团体的利益集团化;监管利益协调活动的公正性等建议。

合作主义理论下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体系的构建

基于合作主义理论,建构了由国家政府、省就业指导中心、用人单位、人才服务机构、高校、贫困大学生自身及其家庭等主体组成的就业帮扶体系。该帮扶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各方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联动起来,群策群力,共同解决贫困大学生就业问题。

自治与共治:“合作主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模式

合作主义理论倡导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制度性合作”——既要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又要提升社会的自主性。在社区层面上有必要推动“自治”与“共治”的并行,依靠社区多元化主体的共同参与,增强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合作”才能体现为秩序,而不是冲突。

和谐劳动关系的“合作因素”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合作主义”的视角

文章以西方"合作主义"思想及其基本特征的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基于合作主义因素的"三方合作机制"在劳动关系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对不同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以及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的分析比较,尝试建立起由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介入下的我国劳动关系"多方治理"的层级模型,从而突破了原有的由"三方合作机制"来调整劳动关系的传统模式,提出了适合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状况的制度框架和协调机制的基本构想。

合作主义政治秩序观的结构分析

政治秩序是合作主义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合作主义的政治秩序观认为,在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过程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利益团体和利益团体成员,分别主导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充当减压阀和秩序化的中介、被纳入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轨道,从而既具有各自的功能及特点,又相互联结与合作成为一个秩序体系。这一秩序体系不以竞争为核心,而是保持并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典型特征。

构建“合作主义”社会保障模式的途径探讨——以非营利组织发展为视角

试图探讨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时期 ,面临社会保障需求的多元化转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股新兴力量构建“合作主义”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必要性 ,并且分析了现行的制度环境需做出的相应转变的可行途径。

中国地方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巫溪“乐和模式”中北京地球村功能及其转型的初步考察

巫溪县乐和模式自2011年3月正式推行以来,在县乡层级同时取得村社和谐共治、"息访稳定"双重的良性社会效果。本文基于对巫溪乐和模式的实地调查,围绕北京地球村在其中所发挥的角色和功能,进而考察北京地球村在过去15年间的合作主义路径变迁,试图就中国地方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合作主义不同形态和合作伙伴及关系的探讨,本文研究确认了北京地球村所介入的地方合作主义模式,从高调倡导国际公民社会和环保主义的引入,与中央政府合作,参与全国性环境政策制定,宣导行动下沉到巫溪县农村,参与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改革,组织以"弟子规"为核心、颇富儒家色彩的"乐和农民协会"。这一转变历程揭示出独立NGO在中国真正的合作主义空间以及地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前景。并且发现,独立的NGO和GONGO(官办NGO)都是"乐和模式"中,乡村乐和协会与村两委及地方政府间形成协商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和社会条件。中国未来地方合作主义的发展,既需要制度层面对农村协会结社等进行制度确认,也需要足够规模的独立NGO和资源足够雄厚、社会建设意图明确的GONGO进行充分合作。

合作主义及其在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适用性探析

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变革,旧的社会治理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于新风险社会的要求,由于国家官僚作风滋长和社会分裂的扩大,人们开始反思关于民主政治的危机,提出了合作主义的改革模式。本文简要概述了合作主义模式的内容,并结合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和政治社会改革的现实,论述了合作主义在中国转型社会的适用性,最后提出了政府渐进式放权、社会有序自治以及构建"和合"结构关系的中国社会治理发展方向。

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为例

社区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政党对社区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发展,都为社区空间的多元共治提供了主体要素。在合作主义视野下,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的现实发展为蓝本,建构一个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党政融合、条块整合、多元互动的社区共治架构,将有助于推动社区发展的未来治理。

新合作主义: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整合的目标模式

20世纪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以合作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整合机制是与现代工业社会比较适应的一项重要机制,对于协调企业劳资关系成效显著。从旧合作主义模式向新合作主义模式转变,是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发展的共同趋势。由于传统的行政化劳资关系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中国私营企业"再生"阶段的不成熟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更多地反映出旧合作主义劳资关系的模式特征。整合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应当分为两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将构建新合作主义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主协调机制作为需要努力的中长期目标。

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就业政策,即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和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来讲,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更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市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国家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充分就业与福利国家相结合和以三方合作机制解决充分就业中的核心问题。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实施以混合经济体制、强大的劳工组织和左翼政党为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实现充分就业的难度增大、三方权利平衡向资本的倾斜,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合作主义就业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论西方合作主义的理论特征

合作主义是工业社会诞生以来西方思想界长期存在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却存在一些共同的理论特征。合作主义均以社会和谐为理论预设、追求目标和基本价值,以经济利益的调和为基本手段。由此,产生了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中介调节的政治过程,而最终目标则在维护资本主义。

西方合作主义理论述评

合作主义既是与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对应的社会经济模式,又是与多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理论主张,合作主义不仅具有悠久的思想渊源,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其核心理念是在政府、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建立一种三方合作的“社会伙伴关系”。由于合作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具有某种不期然的契合,因而也被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之中。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个人主义与合作主义: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文化冲突

教师文化既是教师观念和行为的一种反映,也是决定教师观念和行为的重要力量。当前教师专业发展所倡导的合作文化与个人主义的教师文化在"专业为本"与"以人为本"、集体行动和个体专业自主、团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教学的"公开"性与"隐密"性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阻力。正确理解两者关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是建构真正的合作文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

“合作主义”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探析——基于非营利性体育组织发展视角

非营利性体育组织作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方新兴力量与政府构建"合作主义"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更适合我国国情。论述了政府与非营利性体育组织构建"合作主义"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动力机制,认为构建合作主义公共体育服务模式需要政府和非营利性体育组织作出相应转变和提高,共同维护合作秩序来实现。

新合作主义能否整合中国的劳资关系?——以上海市的实践为例

20世纪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新合作主义体制是工业化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一条共同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形态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借鉴新合作主义经验,建立新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体制十分必要。上海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先锋,具备一定的基础,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创新、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等方式,建立新合作主义体制,形成平衡的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