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控制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反映了中国基层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自发的审判辅助业务配置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在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缩影。这种自发性职权配置改革的合法基础在于不触及审判核心业务。同时,由于司法性质的审判辅助业务自身固有的司法权属性以及由因变异而带有的行政权属性,其外包的方式应当兼具司法权的公正价值与行政权的效率价值。对此,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保留审判辅助业务的决定权,委托审判辅助业务的执行权来维护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底线。

超范围征收的合法性控制

征收范围指拟征收财产的物理范围,应为公共利益(建设项目)所必需的范围。因不动产整体上紧密结合且难以分割,实际征收范围可能超出此必需范围,造成超范围征收。超范围征收与一般征收本质无异,其合法性尤与公共利益要件相关。现行征收规范不排除对被征收房屋实际情况的考虑,为超范围征收提供了合法性空间,但毕竟是征收权的扩张,应作更严格限制。可以从目的设定、手段选择、启动主体、超范围财产处置等环节入手,建立一种过程导向的公共利益保障机制,实施对超范围征收的合法性控制。

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1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合法性如何实现是重要的法治乃至宪治命题。作为事后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以系统论为研究范式,超脱备案审查视角,将司法解释的制定、实施、监督视为一个系统,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经由合法性控制的三个子系统,即制定过程中的预防违法、实施过程中的避免适用违法以及监督过程中的消除违法,可发现不同主体在各子系统中承载各自独有的功能,相互沟通、对话,使得司法解释在流动的系统内实现合法性。这一发现不仅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有指导意义,还对法律及其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控制具有借鉴意义。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检讨与控制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行政行为,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但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可能会不当限制公民的人格尊严、隐私权、平等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所以需要进行合法性控制。通过运用依法行政、职权法定、禁止不当联结、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生存照顾义务等公法原理加以检讨,可以发现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在形式与实质合法性两个层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防止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泛化与滥用,确保其制度发展符合法治国家的建设方向,有必要从立法设定、实施程序、权利救济三方面予以完善。

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合法性评价与控制

行政黑名单制度是社会诚信建设的有力手段。对于社会诚信危机,行政黑名单制度能够弥补传统执法模式的不足,有效发挥危机治理功能,但也因其泛化与滥用而面临合法性挑战。行政黑名单制度是由多重行政行为构成的复合型行政活动,主要包括列入行为、公布行为、惩戒行为和移出行为四种形态。在法律性质上,列入行为属于程序性行政行为;公布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行为;惩戒行为可能具有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指导等多种性质;移出行为是行政行为的终止,包含有效期届满、撤销、废止等形态。为解决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合法性问题,需要从创设依据、内容、程序以及司法救济等方面加强合法性控制。

助推理论的合法性与控制

助推理论自被提出以来已在西方国家广泛存在,虽然助推一词尚未出现在我国正式的法律文件当中,但助推行为在我国已被广泛运用在商业领域,且有渗入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趋势。在未来,以助推为代表的行为科学会更多更频繁的出现在公共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的日常管理中。目前对助推行为的性质的认定以及其合法性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助推行为的有效性与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内在契合,给助推行为的合法性控制问题设置了前提性障碍。针对此问题应当对助推行为的性质进行分类梳理后,论证助推行为的合法性空间,对不同类型的助推行为提出对应的合法性控制意见。

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数量庞大的司法解释。如此庞大的司法解释,其合法性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题中之义。对司法解释进行合法性控制,具有重要法治乃至宪治意义。合法性控制是比合法性审查更广泛的概念,其强调法律监督的全过程。

内部控制与现代审计的关系

内部控制是现代审计的评审对象,内部控制评审则是现代审计方法的基础,而实行内部控制又是现代审计的重要发展。

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属性及其控制——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行政黑名单制度近年来陷入了泛化与滥用危机。在应对危机的法治化建构中,学界对作为前置性问题的界定其法律属性作出了诸多努力,但囿于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既有学说都无法完全揭开行政黑名单制度之"面纱"。行政过程论研究范式下的行政黑名单制度包括拟列入行为、列入行为、公布行为和惩戒行为。其中,拟列入行为是列入行为的准备行为;列入行为依照有无"列入决定",分别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公布行为都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惩戒行为应定性为行政处罚。为回应实践中的泛化与滥用危机,应从创设准据、适用范围、程序规范以及救济机制建立等方面对行政黑名单制度予以法律控制。

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研究

一、引言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医院有政府撑腰而不用承担破产的风险,导致内部控制实质上并不能有效执行。以至长期以来内控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较低,近年来医院固定资产管理普遍存在问题,通过银行贷款和集资等负债方式盲目引进高档检查仪器和高科技项目,进行改扩建的路子越走越远。从而导致固定资产重购轻管、

谈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

谈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张亚明会计内部控制是会计信息系统中一系列制度和规程的组合。它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任何有助于会计主体维护会计信息的正确性、维护财产的完整性以及提高核算和管理水平的规章制度、管理措施都包含在其中。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可靠，...

司法审查之外对官僚行政的控制

现代行政国家的理论争议在学术论辩过程中发展出了"行政至上论""行政怀疑论"等不同理论阵营,而着眼于行政合法性控制的"行政实用主义"或为不同理论阵营凝聚学术共识提供了平台。司法审查并不是抵御行政机构违法的唯一制度工具,对行政机构违法的全面控制应考虑不受司法审查的官僚行政。不受司法审查的官僚行政概念应包括被立法规范或司法尊重学说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的行政机构行为和在技术上应受司法审查,但实际与司法审查几乎绝缘的行政机构行为。在司法审查之外对官僚行政的控制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三大分支的共同参与,社会与行政机构本身也需要发挥相应作用。

浅谈企业如何加强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利用企业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对经济业务和会计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和程序。它所要解决的是会计业务的控制程序问题。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强制隔离制度及其法律控制

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强制隔离是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有效防控手段,且呈现出限权性、强制性、预防性、保障性、特定性的特点。现有关于强制隔离法律控制的"公民权利平衡说""法律依据完善说"和"法治思维运用说",无法对强制隔离制度作出整体全面的评价,须引入新的视角。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强制隔离制度实践存在法律依据失衡化、主体范围泛化、对象范围随意化、程序规范非正当化、监督机制附从化、救济途径单一化等多重困境。鉴于此,有必要从创设依据、实施主体、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监督效能、救济机制等环节入手,构建一套系统、规范的强制隔离法律控制机制,实现强制隔离制度在法治轨道运行。

审计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常见问题分析及建议

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人员在对被审计单位风险分析的基础上,采取多样化的审计策略,对被审计单位进行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符合性测试又称内部控制测试,内容包括合规合法性控制、授权分权控制、不相容业务相分离控制、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内部核查控制;方法包括检查、观察、穿行测试、重复执行等测试程序。实质性测试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的账户余额进行测试,测试的方法主要有核对、复核、分析性复核、查询、盘点、观察等方法。但在审计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本文对此探讨,并提出建议。

论行政和解制度的规范建构——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随着行政任务的持续更新以及行政纠纷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一种强调沟通、对话、妥协进而达成合意的行政和解制度正在形成,并持续冲击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作为一种公私合作治理的新形态,由于法律属性的含混不清,行政和解面临着法律依据欠缺、适用范围不清、和解程序缺位的实践困境。无论是契约说还是混合说,传统行政行为型式论都聚焦于末端环节的和解实现手段,无法完整揭示行政和解的“面纱”。行政过程论视野下行政和解包括行政调查、行政协商、行政协议或单方行政决定的复合性行政行为,属于“基于协商的行政行为”。行政调查和行政协商为“行政上的一般性制度”,与末端环节的行政协议、行政决定一样都必须接受合法性规制。为了回应行政和解的泛化和滥用危机,应当从创设准据、适用范围、正当程序以及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行政和解的法治化路径。

障碍与纾解:失信惩戒泛化的规制进路

失信惩戒机制是社会信用信息应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该机制的构建与运用有利于促进社会信用信息披露,引导信用主体自觉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推动诚实守信社会环境的形成。但在社会信用法治化进程中,由于失信惩戒机制潜在的优越性与现有行政法规制的缺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失信惩戒出现了泛化与滥用的趋势,可能导致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被不当减损。纾解失信惩戒机制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障碍,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其泛化趋势予以重点关注,并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