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合规不起诉中的程序出罪理论探析

合规不起诉作为赋予涉罪企业出罪机会的诉讼制度创新,其正当性备受质疑,而解决该争议需阐释程序出罪理论这一法理根基。程序出罪是指刑事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对罪与责的规定,赋权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犯罪案件非犯罪化处理,我国的酌定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域外的暂缓起诉、暂缓判决制度,都是例证。在积极刑法观的推动下,犯罪圈扩张引发“过度犯罪化”的社会问题。程序出罪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式出罪与暂缓式出罪、公诉出罪与审判出罪等多样化的程序路径能弥补实体出罪灵活性的不足。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当作为合规不起诉试验的立法选择,通过内嵌限制性机制避免“程序消解实体”的风险,以“暂缓式公诉出罪”应对企业过度犯罪化。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刑事程序激励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适用范围混乱、企业合规协议有效性实现困难和关于不起诉运行方式定位不准确的问题。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建立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借鉴域外国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构建涉罪企业合规二元不起诉模式,准确把握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的确认,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力量,推动涉罪企业合规的开展。

企业环境犯罪合规不起诉问题研究

当前,企业环境犯罪成为公害犯罪的主要治理难题之一。在实践层面,企业环境犯罪具有犯罪认定和处罚困难,治理效果差强人意,民营企业急需保护的现实困境。在可行性上,该制度深受国家重视,实践实验与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相契合,试点实践取得良好效果,具有良好构建前景。在完善路径上,对小微企业活用适用标准、加强环境恢复考察、强化检察机关与生态部门的协作、落实第三方环境监督效果,共同治理企业环境犯罪。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试行反思及发展完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服务营商环境、引领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当前试点改革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供给不足、适用案件类型过分局限、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以及企业合规建设的评估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为充分发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制度功能,同时兼顾我国企业治理现状与市场发展需求,应当尽可能对传统单位犯罪理论进行合规背景下的重释以实现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分离处理的效果;应当将大型企业、重罪企业也逐步纳入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当继续完善企业合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探索有效的企业合规评估标准。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探索与发展——基于最高检20件典型案例的分析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20件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典型案例来看,该制度对于有效保护企业、推动相关司法政策落地、实现惩治与治理并重、助力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前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在适用范围、理论基础、涉及罪名以及合规考察期限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由此,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发展应在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合规模式、探索企业责任与相关负责人责任相分离、合理扩大企业合规的适用情形和完善合规考察期限等方面不断努力。

企业合规不起诉核心问题分析与立法回应方式

经过三年的试点,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有必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来吸收试点成果并给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提供正当性。合规不起诉还存在很多需要厘清的问题。其中,如何控制检察权、如何平衡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处理和如何界定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尤为突出,需要立法进行正面回应。笔者认为,立法应当通过构建独立的单位诉讼程序、设计国有企业分案处理机制和将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相区分的方式来处理,并以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形式来呈现。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探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涉案罪名分布较集中,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轻罪案件;案件处理决定多为“双不起诉”;合规考察期限一般在3个月及以下。实践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着运行模式与不起诉条件相冲突、“双不起诉”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及合规考察期限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制度完善过程中,应当构建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严格区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明晰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考察期限。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路径考量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促进企业合法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适用该制度,应当在明确该制度维护企业经营、预防犯罪的适用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体系及国情,分析该制度应适用的犯罪类型和罪量程度;同时,应注意到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应为企业而非个人,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均可适用,但应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而差异化适用合规激励方法。

合规不起诉中检察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在合规不起诉中发挥着主导性的重要作用。合规不起诉这一实践热潮背后的规范缺失需要引发学理层面的冷思考,特别是检察权权力限制。检察权在合规不起诉的运行中体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合规不起诉之前的介入侦查权、合规不起诉的决定权及合规不起诉之后的考察监督权。应当构建相应的监督机制来规避检察权运行的风险,具体而言,借助人民监督员机制防范权力外溢导致的“合规筹码化”困境,通过听证机制规避权力寻租对企业“逃避责任”的反向激励,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避免权力集中催生的合规整改形式化。

律师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思考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自 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试点改革以来,成为了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企业在涉刑事案件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积极谋求不起诉,律师也为新业务空间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学界为企业合规制度提供理论支持,检察院则在理论支持下进行大胆探索,在全社会共同推动下,概念从“合规”到“企业合规”到“企业刑事合规”再到“合规不起诉”,对案件的处理从轻罪不起诉扩大到重罪不起诉,几乎没有阻力轻松跨过。本文作者作为律师参与过几起重罪合规不起诉的案件全过程,在此过程中引发了一些思考。同时,当企业合规不起诉在全社会热度不减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拓展企业合规更广阔的业务空间。

延长合规不起诉考察期限的实践检视与进路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案期限,检察机关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模式面临着难以为大型涉案企业设置合理合规考察期的问题。对此,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只能依据法定侦查和取保候审的期限设计延长合规考察时间的方案,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案无法满足大型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合理期待。因此,合规不起诉考察期限的设计应当同时满足大型和小微型涉案企业的合规考察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将考察期限设置为6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弹性期间。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对象的考察

域外引进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为我国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在本土化过程中,其适用对象无论是在规范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始终缺乏一个具体的标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余地大,合规对象不断泛化。因此,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就必须限缩合规对象,通过系统性的筛查以及对实务中适用对象争议的纠偏,明确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的实质标准,规范合规制度运行。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裁量权分析

从我国合规改革的实践来看,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且检察机关裁量权存在扩张风险。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域外约束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实践做法,通过确立适用不起诉的统一标准及在程序衔接中约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避免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不起诉中裁量权的滥用。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动向和挑战

检察机关推动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经历近三年的探索和试点,已经初步形成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框架。但是,要确保这一改革取得积极的成效,还需要对那些困扰改革的制度难题作出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至少有必要探讨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建立分案处理机制,针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建立差异化的合规整改要求,确立合规监管人开展有效合规监管的最低标准,对合规宽大处理责任人施加必要的限制,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合规衔接机制,推动涉案企业实施具有可持续性的合规管理体系。

合规不起诉的刑法理论冲突及化解:基于法人自治展开

域外刑事合规制度及法人犯罪归责的理论基石是法人自治,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因法人有效自治相分离。基于法人理论的多元价值与政策目的的强势驱动,我国合规改革并不以法人自治为核心的归责路径为基础,甚至不以法人刑事责任为前提,与刑法理论产生剧烈冲突。单位和自然人“双不起诉”违背责任主义;单位合规整改如何能够实现实体法上责任的变动尚不明确,合规不起诉之“程序出罪”欠缺实体法基础。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所面对的现实状况多维复杂,需要基于实定法转换视角进行本土解释论证。区别于聚焦法人犯罪行为的正向分析模式,基于实定法中法人刑事责任主体特殊设置的逆向思考,跳脱法人自治欠缺的困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刑法理论冲突。通过责任主体分析可明晰我国的部分法人犯罪本质是与法人人格交融的自然人犯罪,法人犯罪与法人刑事责任可能产生分离,由此“双不起诉”的责任主义危机得以缓释,涉单位犯罪的合规整改不以单位刑事责任存在为前提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新型跨境商业贿赂犯罪频繁发生,司法实践中采取单一的刑事惩戒制度难以满足我国改革开放深入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贿赂犯罪合规制度的构建,能够为在华跨国企业应对海外合规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指引,也能为我国相关罪名的进一步完善或体系整合提供更为确切的参考。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在单位行贿罪中刑事责任减免的积极抗辩事由,通过提供刑事政策上的配套措施要求企业完善合规计划,并从免责、减刑等角度激励企业完善合规,建立健全反贿赂模式。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检视及适用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已实施了几年,学界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关于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及如何适用等问题仍存在较多争议。通过对近几年最高检颁布典型案件的梳理,发现不同案件中关于启动条件、法律依据及启动阶段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标准。通过对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正当性分析,探索适用该项制度的路径。论证启动条件(不应当区分企业规模、重罪和轻罪等)、启动的法律根据和启动阶段(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启动)的合理性。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检察机关推动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实际运行中,双不起诉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检察机关内部推动合规化进程存在困难、第三方组织合规监管存在问题、以检察院合规监管为主导的模式缺乏监督。为了巩固改革成果、解决企业合规的有关问题,当前应当严格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多举措推动检方突破内部障碍、推进检方主导监管模式和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的建立、确立法院对检察院合规的监督机制,以便切实发挥该制度在预防企业犯罪、实现企业自我经营与有效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