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

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调整及其走向

本文试以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为切入点,通过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的特点比较,找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脉络,进而探讨其未来趋势。

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态势、趋向及意图

同盟战略是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根据其后冷战时期的战略需要 ,对其传统的东亚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的扇形网络 ,并呈现出新的态势、特点和趋向。美国此举隐含着广泛而深远的战略意图 。

冷战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内的两种趋向——基于美菲同盟与美韩同盟的考察

近年来,美国亚太军事战略调整的突出特点是寻求国防开支减少和维持美国绝对军事优势之间、盟友和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之间等各方面的平衡。在这一"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印度,反映出矛盾复杂的心理,并表现为一方面在防务合作、地区热点等问题上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全方位外交,坚持"战略自主"。

美国的同盟体系对亚太安全合作的影响

相对于冷战后亚太经济合作的显著进展,亚太的安全合作是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亚太经济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亚太安全却保留了冷战时期的特征,美国在冷战时期构筑的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中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以后,美国非但没有弱化在亚太的军事同盟关系,反而强化了双边同盟,尤其是通过反恐战争,扩大了盟友的安全职能,提升了盟友的地位,给亚太地区安全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亚太的安全合作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切入点,逐步开展起来;东盟地区论坛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此外,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亚欧会议,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1)合作中,安全也逐渐成为议题。但是,这种合作的制度化程度比较低,而且美国与盟国、非盟国之间在如何构建地区合作机制方面也存在分歧。可以说,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亚太安全合作的最大障碍。中国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理念的新安全观,以及东盟国家探索的"东盟方式"及其实践,都为亚太安全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亚太安全机制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深化同盟体系的新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以同盟集团的力量对中国展开竞争和对抗,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同盟国关系和在印太地区对抗乃至围堵中国的举措,已经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对此,赵全胜教授领导的“海外华人政治学者”学术团体的部分学者,从多角度进行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高度的追踪分析。本刊选择其中6篇评论,经作者对其初稿进行修改,集结成本篇“笔谈”以飨读者。

霸权护持视角下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建构动因与战略举措

近年来,随着国家相对实力的下降以及全球霸权地位的持续衰落,美国霸权护持的现实性需要和战略性诉求愈发凸显。基于此,美国大力实施“印太战略”,竭力建构多点状、网络化的“印太同盟体系”,既重视拉动日印澳等印太盟友和伙伴聚合战略指向、协调集体行动,又着力牵引英法德等欧洲盟友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开展印太实践行动,以促进印太和跨大西洋体系融合与互持,企图推进“印太北约化”。美国建构“印太同盟体系”既是其进行霸权护持、重塑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依托,又是应对中国崛起、压缩中国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印太同盟体系”的建构会对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深刻影响,更会冲击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不利于中国与印太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以,中国需要深入分析美国建构“印太同盟体系”的动因与举措,做好战略认知、资源储备与策略选择,维系印太地区战略格局的和谐与稳定。

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

特朗普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变,人们正在普遍关注“特朗普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特朗普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在美国历史上不乏身影,但“特朗普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不重视盟友和希望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由此引发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前途的担忧。与美国政策界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美国学术界的讨论倾向于将盟友体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脱钩。从理论上说,一个没有盟友的亚太新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支撑结盟的无政府状态早已转向了等级制。而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在无政府(市场)和等级制之间,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化的治理方式。而这一形态不仅将重塑国际秩序,也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新的空间和方式。

东亚合作的构建——论进程中的东亚地区主义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兼存

东亚并存着两种进程,一是以经济合作和多边主义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的不断推进,另一是以军事驻军和双边主义为特征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持续强化。双方在权力结构、制度建设和身份认同上存在着深层矛盾,在不同程度上互相消解彼此构建基础。而现阶段两种进程的互相兼容原因是为了防范"不安定"因素,其背后实质隐藏着各国对于权力均势和战略设计的诉求。东亚地区主义必须坚持且积极合作,否则将会重新陷入"碎片化"而无法保证东亚各国的利益和东亚和平。

美国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缘由——基于同盟理论三要素的分析

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特殊性使中国崛起面临来自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将美式霸权的软性特点融入其亚太同盟政策之中,使美国依然强大的权力继续受到追捧和攀附,中国则反被视为威胁地区稳定的因素。权力制衡观点对此解释力不足,威胁均衡和利益同盟的观点不失为较好的观察角度。

拜登政府对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重塑及其影响

同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修复和强化与印太地区条约盟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关系,推动盟国间更大程度合作,重塑印太地区同盟体系是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首要关注和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过去三年中,拜登政府积极调整与印太地区盟国的关系,保持多层次的双边、三边和多边互动,在众多地区及国际议题上进行了深入合作。美国与印太盟国的关系及其印太同盟体系发展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态势:第一,对印太盟国安全承诺“清晰化”;第二,积极推动印太地区同盟“现代化”;第三,鼓励盟国间合作,推动盟伴关系“网络化”;第四,加强与域外盟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推动印太事务“全球化”。拜登政府对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重塑,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对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和形势、区域内相关国家间的关系及全球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在美国对华全面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将严重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

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其实践

美国是较早在现代战争中推行认知战战略的国家,并已将认知战战略嵌入其全球同盟体系。2013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友不断打造认知战的技术基础。2020年,北约出台认知战项目,美国同盟体系的认知战战略进入高速推进阶段。美国调动盟友落实认知战作战理论、成立认知战指导机构;深化技术开发合作,加强对关键技术资源、国际技术规则的主导;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针对网络战、情报战等的作战能力。从中东剧变至乌克兰危机,美国同盟体系不断贯彻和发展实战策略,联动炮制诱导信息,合力垄断传播媒介,强化情报的搜集和操纵。其认知战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在战略威慑、地缘安全、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免受制于集体行动、实力不匹配、互信不足、反噬效应等因素。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机制建设、技术遏制、能力升级、同盟管理将会成为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的实施重点。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具有一定等级性的同盟体系。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其亚太同盟体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寻找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应对和共处之道,这会直接影响中国崛起的总体外部安全环境以及本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方向。中国要以积极的方式,降低美亚太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消极作用,避免在这个地区形成传统的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互相对抗的局面。一方面要对周边国家执行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加强经济手段和安全手段的配合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美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要以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视角和思路,看待本地区的安全挑战,解决本地区的安全关切,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的建设。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有效性,会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产生较为根本性的影响。

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进程、态势与影响因素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但是不同的双边同盟具有不同的目标和功能,并不是针对中国崛起的统一同盟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美国、日本等开始积极推动印太同盟体系的构建,将印度纳入其中,构建一个以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为核心的统一同盟体系。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反对,这一构想在2008年至2016年经受了挫折。但是,美国积极推动三边形式的同盟体系整合,为印太同盟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2017年以后,美国主导的印太同盟体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为核心,同盟体系的扩大、整合和目标拓展都在不断推进。制衡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主要原因,但之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其印太同盟构建能够取得明显进展,中澳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变化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功效

美国的同盟体系在冷战后虽备受质疑,但迄今仍大而不倒。本文从同盟的增力作用与制约作用入手,着重分析了其在维护美国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发挥的作用。美国同盟体系不断调整职能以适应形势变化,其任务多样化与制衡地区化的趋势值得关注。

地区主义对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挑战及美国的应对战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兴起,并通过培育地区合作安全观念、改善地区安全环境、重构地区权力结构等方式,塑造着一种新的地区秩序,对现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东亚权力体系带来现实威胁和严峻挑战。为回应东亚地区主义的挑战,美国采取强化与东亚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拓展其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制约和改造非美国主导或参与的东亚地区机制等战略措施,控制或引导东亚地区主义朝着美国指引的方向发展,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

网状伙伴外交、同盟体系与“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

网状伙伴外交作为中国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相较于传统的同盟体系,网状伙伴外交具有持续性和多元性、内向性和平等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现实性和现时性等优点,也存在脆弱性和复杂性等不足。开展网状伙伴外交有助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机制建设。开展网状伙伴外交与建设"一带一路"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两者都是长期性和持久性的工作,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努力。

美国的同盟体系正加紧重塑和再造

特朗普执政四年所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使美国的同盟体系一度遭受冲击,各路盟友同美国的距离不同程度地有所疏远。拜登上台后,重视同盟体系在维护美国全球地位、巩固西方价值观以及遏制战略对手方面的作用,加紧重塑、再造同盟体系。

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演化

本文回顾了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之间互动的历史，认为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安全关系，取决于相关备方的战略选择，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阵营界限早已打破，相互渗透的趋势已经明朗，中美分别为本地区提供经济和安全产品，这一趋势难以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