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同盟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建立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是美国外交活动的基本舞台 ,美国为此开展了广泛周密的同盟外交。从反法西斯同盟的成果来看 ,具有指导意义的是“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提出和战后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的建立 ,由于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同盟外交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之战的目的,就是要吞并朝鲜并染指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与战争相结合进行了外交战,其策略是在互利的条件下,借助欧美列强,主要是英、美的力量,遏制和欺骗中国,以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和侵略目标的实现。英国是在东亚,主要是在中国的最大受益者,日本以保障英国在华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为条件,与英国于战前和战中两次结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从而使战争得以顺利进行;美国与日本基于互为利用,而互相勾结,二者一唱一和,通过威胁、欺骗的手段,促成马关议和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最终使中国陷入日、美所设计的夺取中国权益的圈套之中。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与英国两次结盟,借助英国的力量,抵制了俄国势力东渐,从而保证了日俄战争的顺利进行和战后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既得利益的巩固和扩大。

论苏联对纳粹德国的一年半准同盟外交

1939年8月14日,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罗甫向纳粹德国驻苏联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贝格伯爵发出特急电,请他马上面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宜尽快就两国“恢复友好合作”或是“毫无理由地在某一天再度兵戎相见”的问题作出抉择。①接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一签署,苏联领导人或称“中立”,②或以为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③四十几年过去了,史学界对苏联外交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的评价,如因而摆脱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东西两面夹击”的“

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

日本新安保法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制度依据,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同时,也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安保法为增扩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使其成为落实日美安全战略理念的平台和亚太安全网络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日美因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国际安全干预的成本承受能力等不同,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新安保法可能会在盟国、国民和地区他国三个层面削弱日美同盟的依托基础。日本新安保法无益于地区安全,也无助于维护地区势力均衡,却可能会成为地区冲突的推进器。

抗战时期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价值评估与保护利用对策研究

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是重庆现存395处抗战遗址遗迹中比较典型且自成系列的一类重要遗址群,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艺术价值、文化旅游开发价值和搭建对外交往桥梁的现实意义。在保护利用工作中,应该加强对旧址建筑空间形态的保护与修缮,加强对相关历史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加强建筑功能的转化和多模式的公益性利用,加强品牌化文化旅游开发,并将这四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复合式、可持续的保护利用格局。

同盟中的有限参与: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策略选择

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策略选择主要表现为有限参与。一方面,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并事实上成为参与方;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坚持不派兵,未承认新入俄领土,参与冲突斡旋,又体现出一定的中立性。本文旨在解释俄乌冲突背景下,白俄罗斯作为小国在与俄非对称同盟中的行为逻辑;在对自主—安全交易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探讨白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有限参与。自主—安全交易模型聚焦于同盟形成问题,认为同盟中的成员将自主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行了交易,导致小国往往选择追随大国以求安全。本文认为,小国同样追求自主利益。由于在同盟维持过程中各种条件发生变化,小国对大国的依赖水平并非一成不变,其政策选择亦持续调整。小国的自主性受到安全威胁水平、权力、对同盟的认同度、替代性选项等因素影响。在本案例中,影响白俄罗斯同盟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安全环境变化与替代性联合对象的可得性。2020年总统大选以来白俄罗斯内外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俄乌冲突使其外部安全进一步受损,并且失去了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实施对冲的选项,导致其重返对俄追随的轨道。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在同盟外交中自主性下降的情况下,竭力避免因受牵连而进一步利益受损,特别是不愿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建立俄白联盟国家。为此白俄罗斯通过斡旋俄乌谈判和瓦格纳危机,以及开展远弧外交以获取自主利益,因此又表现出中立特征。

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

近年来,韩国外交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通过对60余年来韩国外交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政权存续为主要目标的安保外交时期,这种困境是不存在的;而进入冷战后的统一外交时期之后,韩国在包括对美外交与对朝外交、和平外交与统一外交、同盟外交与均衡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原则上在全社会(包括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从而使韩国的对外政策在近年来表现出随着政府的换届而不断摇摆、缺乏稳定性的特征,整体反映出韩国在处理朝韩关系及统一问题上的不自信。韩国只有在这些重大的外交原则问题上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才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进一步推进统一外交的进程。

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变:1962～1965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但学界对中巴这一“独一无二”的战略关系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中国与印度相争的大背景下，对1962—1965年中巴关系的嬗变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冷战期间，谋求外在的同盟关系是巴基斯坦维护国家安全始终不渝的目标，巴基斯坦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其顶住美国压力、建立中巴事实同盟的主因；中国在对巴政策中所追求的有限的政策目标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摒弃是中巴事实同盟建立的另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