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后果主义与主观后果主义

在当代后果主义的发展中,莱尔顿占有独特的地位,这在于他提出了主观后果主义与客观后果主义相区分的理论。莱尔顿理论的出发点是威廉斯的批评:行动后果主义对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必然造成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和人的异化。在他看来,当我们完全以某种道德理论而不是实际上应当做什么作为行动指南时,就将会造成异化,而要避免这种异化,就要以客观后果主义取代行动后果主义这样的主观后果主义。莱尔顿的理论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他的客观后果主义论证并不十分成功,但他对行动后果主义的认识仍很有意义。

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的社会合作理论——以“囚徒困境”为视角

后果主义的分析路径是研究道德评价的合理途径。在社会合作的理念下,通过比较分析囚徒困境与道德评价两种模型,可以发现,对囚徒困境解决方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确立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分别表现在效益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与公平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之中。通过普遍模仿验证的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理论,有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理念。

道德圣人与后果主义

如果我们把道德圣人理解为一个为了他人和社会的福祉而竭尽全力地努力的人,那么苏珊·沃尔夫在其198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论证了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主张。第一,一个人可以理性地拒绝成为一个道德圣人;第二,道德圣人是一个在道德上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人。本文将这个隐约的困惑称为“道德圣人难题”。我们首先检验和批评沃尔夫为这个难题提出的解答,然后指出道德圣人难题与众所周知的反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苛求难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最后我们提出一种整体的后果主义观点,并展示这种理论可以同时解答道德苛求难题和道德圣人难题。

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

后果主义论证是法律论证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合理的司法裁判和证成裁决结论的重要要素。司法中后果主义论证关注不同裁判方式所带来的可能后果,通过评判不同的后果来选择裁决结论。与一般情境中的后果论不同,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主要出现在法官为正当化案件裁判所进行的二次证明中,它是基于可欲后果的证立,这种可欲后果是裁决的逻辑后果或一般后果。

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

后果主义论辩是法律论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从后果论的角度为规范适用提供"二次证明"。尽管后果主义论辩受到诸多批判,如以损害形式逻辑为代价、引入法官动机破坏法律的确定性、以法律工具主义作为价值预设等,但是后果主义论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作为重要的论证方法,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也是协调规则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矛盾、解决权利相对性困境的重要方法。基于不同类型的后果,可以将后果主义论辩区分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这四种类型的后果主义论辩都有独特的适用领域和适用限制。在个案裁判中,后果主义论辩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存在,作为一种辅助性依据,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律问题还原为事实问题。然而,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法官的价值偏好,后果主义论辩在适用时需要就个案事实与逻辑后果的相关性进行论证,必要时辅之以其他的论证形式,并对适用的推理过程展开细致的说理。

对法律规则的规范性评价——道义论、后果主义与社会演化

对法律规则的规范性评价是法律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其中,道义论和后果主义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理论框架。由于道义论可能导致对社会福祉的损害以及广泛的决断性缺失,因此不适合作为真实世界中法律规范评价的可行基础。由于法律在社会—文化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规则体系,社会—文化演化遵循后果主义规律,因此,相对于道义论,后果主义是符合演化稳定性的较为可行的法律评价标准。运用演化理论,可以很好地把非后果主义的优长融入后果主义之中,其中,规则后果主义尤其适合被运用于法律制度的评价和改进。

后果主义与道德约束

后果主义究竟能不能容纳道德约束所体现的这种规范意蕴,是后果主义在面对非后果主义者指责时能不能获得自我辩护的一个关键。当代后果主义可以采取标准形态和本质形态。标准后果主义者只能将道德约束理解为一种"二阶设置"。而作为一项纯粹的辩护设置,本质后果主义虽然可以避免标准后果主义在这方面的问题,甚至可以化解标准后果主义所遭受的价值论攻击,但是它所隐含的元伦理学承诺仍然迫使道德约束思想在其框架内不能很好地获得解释。

论道德思想试验中的直觉错位与后果主义的证成

道德直觉对于各种道德理论的证成有着重要作用,不少学者拒绝后果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它在各种道德思想试验中受到道德直觉的强有力反驳。然而,利用现实世界中的直觉反应挑战后果主义是错位的:后果主义的一般性要求针对的是理想世界,而现实的道德直觉反应立足的是现实世界。按照理想世界的条件来推测人们在理想世界的道德直觉反应时,后果主义的要求与之并不会有明显的冲突;而当我们比较当下的道德直觉和后果主义在现实世界的道德要求时,两者实际上是可以相匹配的。换言之,只要纠正道德思想试验中的直觉错位,那么后果主义实际上能够经受住各种道德直觉的反驳。

为后果主义审判正名——基于理论谱系的梳理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理论分歧集中体现为法律人思维是“规则至上”还是“后果导向”的问题,但这一学术争论充满着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误解,导致了一种“强版本”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版本错误地将后果考量普遍化而使其具有解构法治的危险。为此,在司法决策研究中,应区分规范性与描述性两种研究立场,区分根据后果裁判的“理由”和影响后果裁判的“因素”,并构建将“法外因素”转化为“法内理由”的法律方法。为了维护法治,应主张一种“弱版本”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即将后果考量纳入法教义学的框架之中,实现规则至上与后果考量之间的兼容。

后果主义视角下足球裁判职业伦理

出于准确性的要求,形式主义裁判伦理已经无法适应裁判员身份认同、权威界定以及执法理念的新要求。从后果主义伦理对裁判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后果主义伦理倾向对执法目的和标准的影响两方面,论述了后果主义裁判职业伦理的合理性,并主张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裁判权威和自由裁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形式主义的裁判至上原则同裁判准确性之间的矛盾,为规则的改良与完善提供了依据。

后果主义裁判立场批判

近些年,我国有些学者开始探索一种被称为"后果主义"的裁判立场。后果主义立场在我国的支持者要比表面看上去的多,因为它实际上还包括相当多的"不自觉的后果主义者"。当前,后果主义裁判立场所面对的最为严厉的批评是指责它是一种没有法治观的裁判理论。然而这种批评由于没有准确说明"法治观"的含义,因而未能提供一个十分切中要害的批评。法治理念在裁判领域的核心要义是,只有依据法律作出的裁判才具有证立国家强制力的道德力量。因此,一种坚持法治观的裁判理论须致力于回答,依法作出的裁判为什么具有证立国家强制力的道德力量。后果主义由于没有瞄准这一司法裁判权威正当性难题,因而可以被批评为不是一种有完整的、或者说真正的法治观的裁判理论。

代际正义的后果主义阐释理路——以莫尔根的理论为例的分析

后果主义是代际正义理论的一种重要的阐释理路。后果主义将其关注的对象置于"后果"之上,强调后果(而非动机)的好坏决定行动的对错。蒂姆·莫尔根通过规则后果主义对代际正义理论进行的阐释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然而莫尔根的代际正义理论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莫尔根在批判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有时误解了罗尔斯的理论;其二,莫尔根可能会不合理地忽视当今世代的利益;其三,莫尔根的代际正义理论的七项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莫尔根试图对其采取的化解之道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后果主义的严苛性异议

"严苛性异议"是后果主义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批评,这一批评认为后果主义理论向行为者施加了过于严苛的道德要求。严苛性异议实质上是在反对后果主义关于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一个行为正确与否在于这个行为是否产生了最好的后果,这个标准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其后果,二是这一后果是基于不偏不倚的立场得出的。但是后果主义的批评者针对这两个要素而提出的义务论证明和个人观点独立性证明都不足以为"严苛性"异议提供充分依据,因而也就不足以有效地反驳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

后果主义与正义的相容——费尔德曼对功利主义的间接捍卫

功利主义要求在每一种情景中伤害和利益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然而这种分配方案由于没有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隐含了具体的不正义。为了祛除这种不正义,费尔德曼以内在价值为基础构建了以C+JH为模型的后果主义价值论。由于这一模型既考量了后果,又兼具了正义与应得的多种维度,并把人们过去的行为与德性的品质纳入其框架,因此它不仅能保留功利主义的关键洞见,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待人。

后果主义法律推理:从司法后果到社会后果

法律推理中的后果涉及到司法后果和行为后果等社会后果,司法后果是裁判理由的“逻辑意蕴”,行为后果等社会后果是“或然性预测”。基于司法后果的后果主义法律推理能够满足可预测性、可普遍化和可评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这是其得以成立的法理基础,但行为后果等社会后果不能由此被完全排除到后果主义法律推理的考虑范围之外。司法机关既不应对社会后果视而不见,也不能唯社会后果来裁判案件。从司法后果向社会后果的迈进可以弥补形式主义局限、回应社会变迁需求且在技术层面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应以一定的方式来满足前述三个方面的要求。

“过分要求异议”与后果主义之踵

"过分要求异议"是后果主义面临的一个主要批评。为了回应这个批评,近年来,后果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些重要方案。这些方案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主要是保护带策略、行动者中心特权策略和约束后果主义策略。然而,通过分析这三个主要的论证策略,我们发现,"过分要求异议"要么无法被真正缓和,要么会给后果主义理论本身的稳定性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后果主义与绝对主义道德推理的法哲学思考

道德的缺失,伦理的滑坡成为当今时代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每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对道德研究的不同理论,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发展,构成所谓的"哲学"内核。从法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后果主义、绝对主义道德推理的内容以及方法论后果论方面阐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绝对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试图借鉴外国法哲学先哲的研究理论来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作过程——以后果主义论辩为视角

后果主义论辩旨在通过预测各种裁判可能引发的后果确定最终的判决内容及相关的裁判规则,其注重社会效果的预测和利益衡量的特点在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适用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可以给予社会效果更多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后果主义论辩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自身容易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且其论证理论涉及诸多具体的社会利益,因而很容易出现法律虚无主义和司法行政化的倾向。文章结合相关案例具体阐释后果主义论辩在社会学解释方法适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和局限之处。

“正当”还是“决定程序”——后果主义语境下弗雷伦理论的考察

作为后果主义主要形式的行动功利主义在伦理学发展史上曾发挥过轴心性的作用。由于它提供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指导和较容易运用的道德理论,因此,它似乎能够被大多数人作为日常生活的道德所决定。但由于其与道德直觉存在明显的冲突,行动功利主义遭遇了非议者的猛烈抨击,随之而来的是其辩护者对它的仔细考察和修正。这期间,最有意义的发展好像是黑尔的间接功利主义。在黑尔看来,行动功利主义是批判层次(理论层面)上而非直觉(日常生活)上的直接判断,这些改变使行动功利主义看上去既是一种关于正当的理论又是一种关于如何道德的思考的理论。然而,弗雷认为,行动功利主义必须在作为一种正当的理论和一种决定程序之间进行区分,得到适当理解的行动功利主义仅是一种正当理论,而惟有道德的思考才可能是一种行为的决定程序。

布拉德·胡克对规则后果主义的双重捍卫

面对规则后果主义乌托邦与部分服从的指控,布拉德·胡克从两个方面展开了捍卫:道德特殊主义的规避、规则后果主义与道德直觉的默契可以让规则后果主义摆脱乌托邦嫌疑;高阶原则与避免伤害原则的内置使规则后果主义部分服从的观念悄然流产。然而,无论布拉德·胡克揄扬何种形式的精致回应和捍卫,似乎都无法阻止规则后果主义陷入乌托邦和部分服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