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赵翼与吕思勉历史人物评价异同

赵翼与吕思勉的历史人物评价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二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都非常重视史料、善于运用对比、追求真实客观。不同之处在于二者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判断标准、史料分析的深浅程度。在方法上,赵翼多以历史人物可看到的行为举措和成败功绩进行分析评价,吕思勉则纵深探寻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的原因与目的,结合过程与结果进行综合评价。总的来看,与赵翼的历史人物评价方法相比,吕思勉深挖史料之间的关联,分析本质,更有利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性与全面性。

试论吕思勉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吕思勉作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不仅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西方国家对华影响的差异,还发现同一时期各国对华交涉存在目的与手段上的区别。吕思勉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中西交往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刻梳理与反思,揭示了中方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存在的内部问题。吕思勉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启示我们对外交往不仅要坚定民族自信,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唯有如此,中西之间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感情”和“理性”之间: 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新史学家吕思勉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问题,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他从“西来说”转向“中国本部论”认识汉民族起源,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运用“同化论”、“外力压迫论”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在民族的“感情”和历史的“理性”之间,吕思勉本诸“史事之真”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从而追求“真正的历史”。

吕思勉论史三题

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官僚与官僚政治、历代的武力不振与兵制的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是史学大家吕思勉最关切且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认为这是文明民族的社会出现了“病态”,其病根一是由于政治的败坏,二是由于民族武德的衰颓。针对这两个病根,吕思勉分别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对于前者,当行督责之术与地方自治;对于后者,唯有豫兵于民和藏械于民间。这种“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的治学方式,全是为了给国民而不是给君主帝王提供“有资于治道”的历史启示,这实在是吕氏治史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吕氏的史学实践为传统的“经世致用”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吕思勉与“新史学”

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由"坐而言"地倡导,至"起而行"地实现,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和久长耐性的创作过程。吕思勉积极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用出色的通史成绩奠定了自己在"新史学"中的独立地位。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所持见解,强调"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和"深求其故",最后归之于"认识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变迁因果",将新式通史的编著引向了社会史开拓的新方向。因此,吕思勉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

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

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真正具有“范型”意义上的一次史学革新。历史学家吕思勉——作为新史学的实践者,在古史材料的整理研究、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式、引入社会科学新理论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

"四裔"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书写的特定术语,亦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吕著特别是《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浸染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裔"观。吕思勉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翔实而系统地考证了中国"四裔"诸族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历史面貌,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吕思勉先生简谱

吕思勉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毕生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 ,一生著述约80 0万字 ,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 。

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以吕思勉的两部中国民族史为例

20世纪初以来,在新史学和国史重建潮流的带动下,中国民族史研究迅速发展,四五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具有近代学术范式意义的民族史论著。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本文通过时这两部中国民族史的特色及其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

吕思勉与唯物史观

吕思勉对唯物史观的接触约始于20世纪初,至迟到20世纪的20年代,他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赞同,尤其是唯物史观中从经济上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更为他所赞赏,并在他的论著中加以运用。然而,他与当年唯物史观派的历史学家不同,他虽赞同唯物史观的经济的分析方法,但并不把它视为唯一的因素,不赞同事无巨细地都从经济上来分析原因;更不赞同歪曲史实而套用某种历史发展演进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这是他赞同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限度和底线,也以此批评当年"过信唯物史观者"有此弊病。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和学界的舆情,已不允许在赞同或运用唯物史观时持什么限度或底线了,晚年的吕思勉也不愿再多谈唯物史观。然服膺唯物史观,他终身未变。

中国现代史学学脉的传承——吕思勉与钱穆

吕思勉与钱穆都精于考证,以治通史名家,师生之间在学问上互有影响,亦各有所重。例如,针对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吕思勉有"古史逐渐剥落说",钱穆则有"古史层累遗失说",谓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层累造成的伪古史固应破坏,而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在通史的写法上,吕思勉主张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线,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钱穆则强调以政治制度为"主脑"。

论吕思勉的宋史观

本文通过对吕思勉相关著述的全面梳理,围绕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型、宋朝面对的民族大格局、宋朝立国制度、王安石变法、以宋学为核心的宋代文化等重大问题,努力勾勒出他的宋史观。吕思勉对宋史的基本观点,与二十世纪其他著名史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他的宋史观理应引起后人的重视。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

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是成书于抗战时期的一部通史著作。与同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在体例、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尤其是书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对我们教益匪浅。通过研究《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通史撰述的方向。

青年吕思勉与《中国女侦探》的创作

吕思勉是现代著名的史家,然鲜为人知的是,他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部名为《中国女侦探》的小说。本文通过具体资料,论证署名"阳湖吕侠"的作者实即吕思勉。由此不仅揭示了一篇久觅无着的吕氏佚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讨其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以近代小说史研究而言,则解决了一项长久以来未获解答的疑难,使这部笔名"吕侠"的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归属。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

吕思勉的社会史研究

吕思勉在"史界革命"的学术氛围下,把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认识,主要有: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不应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尤其注重社会学与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社会史研究以婚姻为社会组织的开篇,重视"社会关系"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际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的观点;重视生活方式研究,注重发挥史学强大的叙事性功能。这对于今天拓展我们的史学研究视野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通史家的史学世界:吕思勉中国史学史撰述评议

吕思勉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主要见于四个方面:两部通史与四部断代史中的史学史叙述;读史札记中的史学条目;《史通》和《文史通义》研究专著;“历史研究法”、历史教科书等撰述中的史学史内容。吕思勉在史学史研究方法上明显受到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影响,他使用的史学史资料大体源于历代正史,举证繁富,却不晦涩窒碍,在史学史资料的开掘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吕思勉能以通史家的眼光和格局观察三千年史学的流转,也能够从史学史中汲取作史的智慧,寻得新通史的做法。吕思勉在史学史撰述上,还展现了他在文献考辨上的学术功底。还有一点尤须指出,吕思勉笔下的史学史,史部目录解题的痕迹并不明显。一是带着问题写史学史;二是抓住了君权与史权的博弈这一古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史学史撰述明确了一条主线;三是拒绝耳食之言,追求一家之言。正是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建树,吕思勉成为回顾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时不容忽略的一员。

吕思勉与清代常州学术

吕思勉的史学,建筑在国学的基础之上,他的学问根底与其家乡常州的学术文化深有关联。清乾嘉史家赵翼的治学方法、常州学派的经世思想皆对吕思勉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清代末年常州的地域学风,父母师友关于学问人生的看法,更是直接地型塑了吕思勉后来的治学道路。

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以抗战时期为中心

吕思勉的学术思想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但应以真实的历史知识为前提;文化乃国家民族盛衰兴替之本,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吕思勉所表现出的对抗战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乐观和自信,根植于他对历史的深刻体认。吕思勉是一位热情但不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民初小说理论：管达如《说小说》与吕思勉《小说丛话》新探

民国初年,管达如与吕思勉分别发表了《说小说》与《小说丛话》,这两篇论著在近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但有关前文作者的身份和事迹,以及两文之间的联系等,都还有值得重新探讨的余地。前人已注意到两文在思想、内容乃至文字论述上因袭雷同的问题,吕思勉有关遗稿的发现,出人意料地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吕氏手稿为证,吕思勉至少撰写了《说小说》一文中的两章,《说小说》由管、吕两人合撰而成,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吕思勉在写《小说丛话》时,袭用、改写自己前面所写的文字内容,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在汉译西文美学、文艺理论译本十分稀缺的情况下,吕思勉撰写有关小说理论方面的文章,也当如他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那样,"参考"了"日文书"方面的一些论著,而他的一些西方美学、文艺思想,也应是经此中介而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