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的民法理论与实践

除自然法哲学和宪法理论之外,吴经熊在民法领域也有其贡献。他对民法理论颇有研究,在阐述自然法哲学时,他以民法领域的概念变化来说明法律的动态性;他认为中国的旧法制“民刑不分”,指出法律与道德并非对立关系。他对侵权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这基于他对“权利”和“利益”概念的透彻理解。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他高超的理论水平有了更为生动的表现。他曾短暂地参与《中华民国民法》的编纂工作,也参与了对其体例编制的探讨,并在民国民法正式颁布后大赞其先进性。在民国民法的发展史上,吴经熊是不可忽视之存在。

吴经熊的法学家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

吴经熊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法学家、翻译家,积极对外译介中国法制思想与古典文化,旨在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其在中国法制进程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从吴经熊的法学家身份出发,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翻译策略,探究其法学家身份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改写者”吴经熊:中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者

一、引言 吴经熊（1899--1986）作为拥有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动以“改写”（rewriting）的方式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接受。吴经熊是浙江宁波人，在中国传统的生活与价值体系下出生、成长，之后又逐步接触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他很早就开始修习《论语》《孟子》等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同时也研读学习英文，后又负笈海外，中英文的娴熟程度不相上下。他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后来又选择皈依了天主教，对圣经教义有透彻的了解。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中西文学文化的比较与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吴经熊最初主要是以法学专家的身份出现的。1920年，从东吴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吴经熊与东吴大学

吴经熊与东吴大学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求学于东吴法科,各方面表现非常优异;二是他任教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并引领法学时代潮流;三是他执掌东吴法学院,将其引入鼎盛时期。吴经熊日后所取得的成就与东吴大学具有深层关系,他是近代中国著名法学教育家。

吴经熊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

吴经熊在东吴大学法科毕业之后,顺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他学习一个学年,取得全优成绩,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在读期间,发表处女作于《密歇根法律评论》,介绍中国古代法典和法律思想,此文也是他与霍姆斯大法官开始忘年之交的媒介。作为该校的杰出校友,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影响延续至今。

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方与东方

吴经熊作为近代中国“现象级”的法律精英,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吴经熊本人受过西方系统的法学教育,对中国文化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自我期许为“超越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吴经熊早期为人为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中年之后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非法学研究,也被解读为是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后的转向。可是我们检视吴经熊早期的法学作品,发现其法学思想中仍包含很多东方的元素,甚至有“中体西用”之嫌;在对待西方各法学流派的态度上,吴经熊选择性地接收了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这些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法哲学思维有会通之处。他中年之后致力于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为了从基础做起、真正“超越东西方”,最终实现中国法的“文艺复兴”。

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反思

吴经熊以中国文化复兴为己任,以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积极向西方解释宣传中国文化。他的文化传播实践注重中西文明的互证互释,以同中有异的折中姿态,让读者在共性中体悟"个性",在熟悉的文化背景中,扩大视域,接纳"异己",最终实现中西方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反思吴经熊的文化外宣经历,我们可以有两点收获:第一,文化外宣的行为主体最好是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外宣实践形式,目前仍应以归化为主。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法学家

在中国法学史上,吴经熊占有一个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位置。吴氏早年游学欧美,精研西学,试图建构超越东西方的法律哲学,达到"恒常"与"无常"、"守经"与"达变"之间的圆融与会通。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难当口,吴氏中年皈依天主教,沉浸灵修,提出"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期许实现法律真、善、美三者相和谐的艺术。时隔半个世纪,作为法律学人重新回味吴氏其人其学其思想,检讨其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吴经熊法律哲学思想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吴经熊的法律哲学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阶段与后期成熟阶段。其早期阶段的思想主要由三对矛盾贯穿而成:法律资源论上的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之间的矛盾;法律方法论上的经验式观察与理性推理之间的矛盾;法律思想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期的思想则主要围绕着法律、宗教、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通过研究作者揭示出了吴氏思想的核心部分:即超越东西方的法律文化。而这样的法律思想将构成对当今法律全球化时代挑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论吴经熊法律思想的浪漫因素

吴经熊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系法科改制后首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他法学根底深厚,学贯中西,融合儒、道、禅哲学,以中华文化的玄妙精髓参悟唐诗的意境,并进而体会法律的艺术有其动人因素及美感经验,坚信均衡利益之冲突有赖法律人的智思心觉和直觉与耐心。他认为法之本质需通观整体,概观与个观兼备,法学研究应融贯理性与经验,实践可印证学理。浪漫因素是不断突破与创新的动力,从浪漫主义注重人的生命力与感受力,以及自由与丰富生活,获得方法论研究态度之启发。终其一生,吴经熊的法律思想几经转折,最后依归宗教,其动因与过程,浪漫因素有以致之。视吴氏为浪漫的人本法学家,不亦可乎!

吴经熊研究综述

吴经熊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大家,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仍相对薄弱。通过对国外及台湾地区、大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知对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在整体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要加大资料的建设力度,加强史料的整理与翻译;要加强理论建设,拓展研究思路;要开掘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

“优游圣道中,涵泳彻朝夕”——谈吴经熊《圣咏译义初稿》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动

吴经熊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法学家,也是一位信仰笃定的天主教徒,他于1940年代中期出版了翻译圣经《诗篇》的《圣咏译义初稿》。本文以该译著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动关系;进而结合吴经熊本人的思想观念,揭示它形成的内在原因,最终将问题引入对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宪政现代化

吴经熊在宪政领域付出巨大努力并作出重大贡献,如参与编撰《五五宪草》、解读和宣扬《五五宪草》及参与制定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这对我们审视近代中国的宪政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还将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诗歌重塑民族心灵——1930年代吴经熊的双语写作与诗学观念

吴经熊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家。他既参与创办英文期刊,发表大量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作品,同时也热衷于写作汉语旧体诗。本文通过梳理英文期刊的资料,还原当时文学氛围的疏离与语言环境的分裂,考察吴经熊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与动机;并可得出结论,他的双语实践不仅以"唐诗四季"诗学观念回应"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而且主张以诗歌重塑中国人的民族心灵,期待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权力等级。

吴经熊与徐志摩

吴经熊是20世纪的法学大家;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优秀的诗人、散文家。两人不仅是推心置腹的知己,更是一生至交。这是一段拥有迥异个性的两位先生之间的友谊。

浅析近代中国法学大师——吴经熊的成功之因

吴经熊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极为罕见的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他在近代中国法制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有:家庭因素(出生的影响、父母亲的影响、婚姻的影响),个人因素(非常好学与勤奋、善于交际与自我宣传、善于在逆境中自我调整),时代因素,区位因素。

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成功个案——吴经熊与霍姆斯的交往

吴经熊在第一次留学欧美期间,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结识当时的世界级法学泰斗——霍姆斯。他们之间的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对霍姆斯狂热崇拜(1921—1924),二、对霍姆斯重新审视(1924—1930),三、对霍姆斯敬仰有加(1930—1935)。两者之间的交往一时传为国际法学界的一段学术佳话,并成为近代中西法律思想文化交流中传奇式的成功个案。

吴经熊与法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

吴经熊留学欧美,结识了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等世界顶级法学大师,汲取了法社会学理论。吴经熊回国后,大力传播法社会学思想。他并不停留于浅显译介,而是力图创新,终于在心理法学、法律多元论和法律三度论等方面取得突破。在吴经熊等法学家影响下,法社会学思想在国内受到推崇,渐渐汇成一股潮流。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司法——以其在上海临时法院担任推事为考察对象

吴经熊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大家。他有幸直接见证并亲自参与了近代上海租界的司法改革,而且在很多司法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他自1927年至1929年底担任上海临时法院推事期间,审理了许多当时影响海内外的案子,是近代中国有节操的法官典范,推事生涯极为成功。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