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告子人性论辨析

朱熹、牟宗三和唐君毅都倾向于把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等同于性可善可不善论。针对这种倾向,本文首先分析这几位哲学家对于告子人性论的理解及其存在的困难,初步澄清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与性可善可不善论在人性设定上的差异,即性可善可不善论所隐含的人性论可以是性无善无不善论,也可以是性善论、性恶论乃至善恶潜在混合论。然后通过考察和辨析告子的仁内义外学说,揭示它与性无善无不善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借此呈现性无善无不善论与性可善可不善论在善恶产生途径上的差别,即性可善可不善论认为一个人的善恶是由环境造成的,而性无善无不善论则认为一个人的善与恶取决于自己如何对待自己的本性,所以告子有不动心养气之说。

告子思想钩沉——以告子不动心之道为线索

《孟子》"知言养气"章记载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句话历来让人费解。要全面理解这句话必须以告子思想的总体架构为背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与理性主义的道德论是告子思想的基本架构,其不动心之道是与此一致的。人的道德意识是通过理性能力对外在的道德伦理知识学习而建立,人的情感附属于人之自然生命,其中并无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内容。告子所以能做到不动心,完全依靠理性的道德意识强制内心的情绪,进而落实为身体的行为。从思想发展的历程看,告子思想与荀子有相似之处,应该是荀子哲学的先声。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义内义外与道德内在主义——孟子与告子仁义内外争辩的伦理学意蕴

《孟子·告子上》有两段文字是孟子与告子关于仁义内在外在的争辩,本文着力于分析这两段文字,表明这一争辩是孟告人性之争的进一步延伸,突出孟子与告子在人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同时考察这两个人各自提出义内义外观点的深层原因,并进而阐述道德内在主义的含义,由此挖掘孟告有关仁义内外之辩的伦理学意蕴。

从“以生言性”的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问题是贯穿告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告、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关系对于把握告子和荀子的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告、荀的人性论均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上。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可从几个方面来说:在"人性"的内容上,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在道德实践方面,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在道德标准上,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进而成人成圣。

孟子与告子的辩争及其思想关联

告子与孟子在思想基础上的根本分歧造成了他们那场关于人性善恶的无结果的论争。一方面,告子认为应尽可能避免外界恶劣环境的腐蚀,使人不至为恶;另一方面,告子面对这场王霸之争又希望能独善其身,使人性自然发展。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孟子与告子在内在善的发扬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而在对外在恶的应对措施上出现了分歧。告子与时代风气一道,强调了恶劣环境的决定性力量;而孟子看重的是个体之善端如何扩张至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这是孟子面对当时的"霸道"风气所做的反抗。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二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重估告子--论阳明学派对告子思想的诠解

在思想史中,告子长期被学者视为异端的代表人物,由于晚明时期阳明心学的兴起,这一认识与评价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对告子思想的义旨,阳明学派内部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核心问题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与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辨。对阳明学派学者而言,“无善无恶”指心体不执着于相对待的善与恶,在不受遮蔽的本然状态中做到好善去恶之“至善”,而告子则“认得心体是个洁洁净净的”,从而遗漏了良知知是知非、为善去恶之义。既然告子认为“义”非本体之自然,则其为学工夫也将陷入割裂内外、动静、显微之一贯的“义袭而取之”境状。阳明学派学者对告子思想诸多命题进行价值重估,其中蕴含了对朱子学与甘泉学补偏救弊的理论关怀。

也说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与董卫国先生商榷

孟子转述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言向来令人费解。这句话既然是告子表述自己所认为的达到不动心的修养之道,那么告子在这里的"言"、"心"、"气",都应该是指达到不动心的根据和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也即是从哪里入手进行修行,才可以做到不动心的问题。告子认为不动心的修养根据应该在与"心"、"气"相对外在的"言"。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并非误解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恰恰是洞察告子的思想误区,指出告子对"言"、"心"、"气"的割裂理解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不动心的。不是孟子误解告子,而是告子不懂孟子。

从“以生言性”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告子和荀子二人的人性论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之上的,如果说告子继承了这个传统,那么荀子则发展了这个传统。从"人性"的内容上看,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从"人"性善恶问题上看,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从道德实践方面来看,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从道德标准上看,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去恶为善,从而成人,成圣。

从孟子与告子之争看先秦儒学的伦理抉择

通过孟子与告子在人性及仁义内外两个问题上的争论,反映出先秦儒学在伦理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即分别从人心的方面和从物的方面探讨人性的根源和伦理的标准。这两种选择同时也表明了先秦儒学理论存在着内在的分裂。

由《告子》管窥孟子的人性论思想

孟子是最早对人性给予系统论述的哲学家,其关于人性的思想散见于《孟子》诸篇之中,而《告子》篇则是专对人性的一次系统论述。在这一篇中,孟子通过与告子的辩论,首先明确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驳斥了性恶与性无善与不善的观点;其次就是对人的类本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从人性的角度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再次就是对人之为人的方向作出了明确说明,即人要求其所放之心,要复其本善之性。孟子人性论思想开启了中国"心性思想"的先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孟子对告子人性论的超越

先秦时,告子从“生之谓性”的前提出发,提出了“性无善无不善”论,与此相对,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孟子坚定地认为人性本善,强调了人心修为的重要性,把人性问题诉诸个人的道德自觉,突显了道德修养的个人责任和行为主体在这种“成己”的修养中的道德自律性,实现了对告子人性论的超越。

浅析告子的“不动心”思想

在分析了前人的各种对告子“不动心”解释的不足之处的基础上,结合对告子思想的整体分析,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告子的“不动心”本质上是一种强调“由外到内”的制心工夫与修养境界。

告子思想渊源考——兼论“求则得之”作为孟子伦理学思想的起点

告子被不同的学者们解读为道家、儒家或墨家。本文支持葛瑞汉的观点,认为告子思想与《管子》诸篇所记载的稷下道家思想有明显的相似处。借助《管子》诸篇,特别是"内静外敬"一语,可知告子的"不得……勿求……"句不是条件句,而是并列句,表示"即使不得,亦勿求"。这与《管子》诸篇反对"求"而主张"不求而自得"相同。《墨子》的相关材料说明,《孟子》知言养气章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整句都在批评告子。求与得、内与外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学问题,孟子的"求则得之"可以看作是他的思想起点,而这一起点恰恰是在与告子的"不得勿求"思想相对立的情境下提出的。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