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良信息事先告知义务履行困境与成因分析

为保护信息主体知情权,《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但实际工作中,信息提供者仍存在未有效履行不良信息事先告知义务的情况,导致信息主体维权事件频发。本文通过分析个人不良信息事先告知义务规定及履行困境,列举未有效履行不良信息事先告知义务的影响和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未有效履行不良信息事先告知义务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以期维护信息主体权益、降低维权事件频率。

论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务规则的类推适用--以《民法典》第1053条之规范意旨为依据

《民法典》第1053条有关“重大疾病对婚姻效力的影响”的调控模式,不同于原《婚姻法》第10条的规定。它通过嵌入“不如实告知”的构成要件,使其规范意旨发生了从强力规制到柔性自治的面向自由意志的重大转变。目前,该规范意旨的转变对本条适用所产生的影响并未被充分注意到,以至于出现法律漏洞而有损法条目的的圆满实现。若认为该条仅意欲规范重大疾病之婚前隐瞒情形,则难谓此结果系立法者有意做出的充分考量,因而本条存在无意的法律漏洞。对此漏洞有填补的必要。对该条漏洞的填补路径,鉴于婚姻家庭法的特殊性,不应直接适用或参照适用有关欺诈型可撤销法律行为的一般条款(《民法典》第148条)。对于其他可获得与“未如实告知重大疾病而致影响相对方有关结婚的自由意志”同等法评价的事项,例如,性取向、婚史、孕育史、宗教信仰、犯罪记录、基因信息等有关婚姻本质、对结婚意思有决定意义的事项,应受第1053条立法目的规整,因此可类推适用之,以求法条目的的圆满实现并妥当应对现实需求。

统筹合同告知义务的规范构造

统筹合同是不是一种保险合同,目前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如果认定统筹人不是《保险法》下的保险组织,那么统筹合同与保险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本质区别。统筹合同尚未被引入《民法典》,但其较低的统筹费率,使很多机动车车主作为被统筹人选择这种新型风险分摊模式。统筹合同的信息披露义务司法案例在我国不断涌现,这就引发了此类纠纷是适用《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和订约说明等信息披露规则,还是适用《民法典》中的前合同义务规则等问题。在处理统筹合同告知义务纠纷时,必须将其置于微观体系下予以解释,并对《民法典》的特别法进行法律重构,实现从无名合同到典型合同的蜕变,确保统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得以规范化和定型化。

论沉默欺诈下的告知义务

沉默欺诈的认定在信息时代下既有整合信息现实的亟需,也存在私法上价值的倡导。由于沉默欺诈的认定 以法律关系主体负有告知义务为前提,因而必须明确告知义务的来源问题。目前我国对于告知义务来源的界定,大致可 以分为规范性告知义务和原则性的告知义务,但是二者均存在界定标准不易实际操作的问题。因此,在沉默欺诈的告知 义务这一问题上,回归其欺诈的本质,重视其因果关系,从加剧或者促进相对人错误认识进行判断。从而以实质化的视 角对告知义务进行判断,但并非是对形式告知义务的否定,而提供一种判断视角,二者有逻辑上的位阶关系。

保险合同中的如实告知义务研究

如实告知义务是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关于我国保险法的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告知范围、履行期限及判断标准,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存有争议,因此深入研究如实告知义务对解决纠纷,平衡双方利益有重要意义。

论处理已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告知义务

司法实践对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存在规制空白,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明确规定信息处理者应以何种形式履行告知义务,即是采用“逐一告知”还是“统一告知”。不同的履行形式将直接影响信息处理的成本。在转载裁判文书的情境下,应通过分析已公开个人信息所涉及的个人信息权益、商业利用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三种利益形态,指出个人信息自主权的主导地位以及商业使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以“逐一告知”为履行原则,并在特定情形下例外地限制个人信息权益,采用“统一告知”的义务履行形式的具体标准。

劳动者个人信息告知义务剖析

案例背景案例一孙某于2013年3月入职上海A公司,担任分销商部门销售代表。多年间,双方签有多份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附有雇员行为准则,明确存在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情形应当向上级汇报,不得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公司的商业机会;劳动合同也明确了关于未及时披露与履行劳动合同有关的个人情况、亲属情况从而产生利益关系的,劳动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关于医疗告知义务侵权规则的研究

随着患者对知情同意权行使意识的不断增强,医方在医疗诊治过程中常常因为是否履行医疗告知义务而产生侵权纠纷。在医疗侵权纠纷中,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不甚明确,医疗告知义务下的责任承担仍存在争议。笔者在对医疗告知义务的基础理论和法律规定及变化进行梳理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9条和1220条中的明确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履行规则、不宜向患者说明时的告知规则以及紧急情况下医疗告知义务的例外规则进行探讨,期望能在司法实践中为医疗纠纷提供审判思路。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违反医疗告知义务的相关问题探讨

目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违反告知义务的相关情形及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探讨如何审慎履行告知说明义务,以期为医疗实践中医方做好告知说明义务、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提供一定参考。方法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北京市2022年涉及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57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涉案医疗机构中三级医院占比最高,为84.21%;诊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原因力大小被判定为“次要原因”案件占比最高,为33.33%,其次是判定为“轻微原因”的案件有18例,占比为31.58%;违反告知义务过错情形中“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的案例最多,占71.93%(41例)。结论在医疗实践中,如何履行适当的说明告知应引起医疗机构的重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例培训,强化告知事项,注重质控动态管理,加强医患沟通培训等措施有助于防范风险。

基本权利冲突视域下艾滋病患者的性伴告知义务

艾滋病患者是否要向性伴侣告知其感染事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需要对艾滋病患者隐私权和性伴侣健康权进行法益衡量。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了艾滋病患者的性伴告知义务。隐私权和健康权属于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艾滋病患者隐私权和性伴侣健康权的冲突本质是基本权利冲突中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冲突。权利位阶、比例原则、立法衡量是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三种思路,在立法衡量理论中,行政法规为二者的权利冲突提供了初步解决方案,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但面临合法性诘问。

民法典视角下医疗告知义务与医疗冲突事件的关系探讨

近年来,医疗冲突事件频发,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究其原因有极大部分的医疗冲突事件起源于医疗告知不全,这不仅侵害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间接损害了患者的健康。下文对《民法典》中对于医疗告知义务的规定与变化进行阐述,对因医疗告知不全而引发的医疗冲突事件进行分类探讨,试提出在《民法典》视角下医疗机构加强医疗告知的应对策略,以期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促进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论航班延误承运人的告知义务

由航班延误引发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长期以来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旅客乘坐飞机出行时与承运人订立的客运合同包含了承运人关于航班延误的告知义务。然而在实践中承运人往往不能妥当履行告知义务,因此导致旅客与承运人的纠纷频繁发生,旅客作为客运合同一方当事人所想有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立法不完善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航班延误立法规定及案例进行整理分析,探讨承运人告知义务的履行并对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医师告知义务的法律解构与重构

"告知后同意"理论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患者福利。该理论构造中的患者权利包括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对应医生负担的一般性告知义务和特殊性告知义务;违反两种不同的告知义务,所导致的责任性质迥异,违反前者,医疗机构应承担行政责任;违反后者,不仅应该承担行政责任,而且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作为投保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保险合同的订立和理赔环节都显得非常重要。《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规定仍有模糊之处,不但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较大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本文围绕告知义务的概念,论述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标准。

论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侵权责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义务是“软义务”。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是一种法定的合同义务,体现了法定性和意定性的交融。医疗行为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将意定性的告知义务上升为强行性的法定义务。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包括充分知情权和自行决定权。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特殊性:判断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反法定告知义务必须以患者的医疗期待为基础;损害事实包括现实权益损害和期待利益损害。

北京市731件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侵权责任案件分析

目的分析北京市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侵权责任案件,为完善医疗机构告知工作、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提供对策建议。方法2020年3月对"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检索,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提取案件一般特征、医患双方基本信息、责任认定情况、风险点等信息。结果纳入违反告知义务案件731件,涉及患者734名、医疗机构748所、告知环节834项。95.2%的案件进行了鉴定,形式以司法鉴定为主(92.6%)。法院判决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占77.1%,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的占81.2%。从风险点来看,医务人员在患者住院期间违反告知义务的数量最多(76.1%),外科(50.2%)最常见。结论违反告知义务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告知模式,加强对告知工作关键环节的风险防控及医务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监督,对规避法律和管理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护士的告知义务与病人的知情同意权

护士的告知义务与病人的知情权是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从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高度规定了护士的告知义务,同时赋予了病人知情同意权。护士的告知义务包括入院时的告知、住院期间的告知、出院时的告知。其中住院期间的告知又包括一般生活护理的告知、给药的告知、特殊检查治疗的告知、手术的告知、留取化验标本的告知、治疗费用的告知、健康教育知识的告知等。护士履行告知义务时要随时随地进行,注意选择合适的告知对象,采取多种告知形式,及时记录重要的告知内容,并注意医护间传递信息的一致性,遵循护理伦理学原则。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第十六条中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同时,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与之相分离而另行规定于第十七条之中,并引入"不可抗辩条款",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保险法律制度有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趋向。然而,该条规定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应该对告知义务人范围,履行告知义务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以及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给予进一步的完善。

切实履行告知义务以防范医疗纠纷

当前医疗侵权诉讼中施行的“举证责任倒置”，无疑是对医务工作者的新考验，各种医疗告知的原始记录是患者知情权的一种体现，也是其参与医疗行为的证据。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医务人员对医疗告知的法律意识仍较淡漠，在“举证责任倒置”面前显得被动。因此，探讨医疗告知中存在的问题，使其规范有序运转，是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医疗纠纷的重要措施。现分析我院近2年来归档病历告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藉以探讨其产生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