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方案的支点到自我辩解的工具——论周作人“常识”的建构与变异

周作人以其留学期间高度个人化的杂览经验为蓝本,建构了以人类学、生物学、文学等学科为支柱的现代“常识”,希望以此更新国人对“人”的认识。但随着普及工作的展开,周作人的“常识”的内涵越来越从对学科知识的活用转向对物理人情的直觉把握,功能也逐渐从启蒙转向个人解脱,最终沦为他附逆行为的辩解工具。

《周作人日记》手稿的辨认及其他——为《周作人年谱》辩诬

一、《周作人日记》"外人无法看到"及原委周作人日记手稿的文字辨认,在今天说来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各种出版物已经发表了很多。如果说这期间在引用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大家可以相互切磋,指正纠错,只要是为了学术,本来不是问题。但是近年来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以占有资料的周作人权威发言人自居,不懂装懂,大做文章,锻炼人罪,对于研究者说三道四,发表极不负责任的言论,制造混乱,干扰现代文学研究,令人忍无可忍。首先他主观臆断无中生有乱扣帽子,认为《周作人年谱》的编写者“篡改”了周作人日记。据他所说,《周作人日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深藏于鲁迅博物馆二十多年,此间外人无法看到,文革后周作人日记也一直未能出版,致使此篡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①。这些言论完全是一种编造。

新见周作人江南水师学堂期间的文献考释——兼论就学江南水师学堂对“新青年”周作人的影响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周作人最早发表的文字是1904年《女子世界》第5期上的两篇论说文。但据笔者考证,在此之前的1903年5月2、3日发表在《苏报》上署名“邹质夫”的《函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再述江宁水师学堂之腐败》两文,是目前尚未被发现的周作人最早发表于报刊上的文字。《苏报》此后发表的另外两篇与胡韵仙事件有关的文章《江宁水师学堂某君致(与)邹君质夫函》《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也疑似出自周作人之手。这几篇文献,不仅为研究青年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个性特征和早期文体风貌的形成,也为研究清末“新知识群”的成长,尤其是《苏报》与清末“学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个案和珍贵的史料。

“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周作人的早期译诗考释

周作人在诗歌翻译领域的贡献卓越,其译诗涉及的外国诗人作品的数量较大,译介的体裁种类丰富。通过分析周作人早期译诗的三个阶段以及各阶段的诗学特点,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周作人译诗的诗学思想。在文言译诗中,周作人借助文言体式“达旨”,意在传达外国诗歌思想。新文化运动时,周作人率先以“口语作诗”方式译诗,突破了文言古诗束缚,创造直接生动的白话文译诗方式。在译介日本小诗时,周作人突出小诗的诗学理念“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该理念不但在译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作为自由诗体裁观念促进新诗诗人抒情。从周作人早期的译诗可看出,他为更好地输入外国诗歌思想、促进传统诗学解放和新文学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诗学实践。

论周作人对鲁迅《狂人日记》的模拟写作及其周边——以小说《真的疯人日记》为中心

1922年《呐喊》出版前夕,周作人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了小说《真的疯人日记》,这是其时隔六年后再度尝试创作小说。较之单个文本的内容,周作人重启小说写作的举动,本身包含着更深刻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从《真的疯人日记》与《狂人日记》的文本比较出发,回溯周作人小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梳理其模拟鲁迅《狂人日记》重启小说写作的精神契机、创作意图与方法论,并借此考察1922年前后周作人文学理念的转折,及其与鲁迅的思想分歧。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上)

1925年,女师大事件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严重分裂。5月27日,周氏等六教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30日,陈源即在其《闲话》中批评,以为“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周、陈之间立场殊异,进一步带动了《语丝》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对立。五月,爆发“五卅运动”,周氏一面积极加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工作,另一面又著文反省群众运动之流弊,以为“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通过此类表述,周氏自身之思想根基,乃基本树立起来;而其思想面貌,亦渐趋明朗而稳固。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下)

8月,北大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提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8日,北大评议员召集会议,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引发胡适、高一涵、皮宗石、王世杰、丁燮林、王星拱等之反对。28日,北大乃又召集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商讨,意见分歧如故。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由胡适等17人签署的《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以及由周氏等17人签署的《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又发表由周氏等41人签署的《反对章士钊宣言》。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一大分裂也。由此而至明年之“三·一八”事件,周氏日后省思,正乃中国知识分子斗争史之一转捩点。

周作人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从一九二二年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切入

周作人对两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02年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时期便有所涉猎。之后到日本留学,对日本、西方的现代性学思想有所了解。1911年回国,1917年入职北大,周作人此阶段对西学书籍的购置中,已经较多涉猎现代性学著作。1922年,郁达夫《沉沦》、汪静之《蕙的风》因为涉及性的书写,被批判为“不道德”的作品。周作人写了《〈沉沦〉》《情诗》两篇文章,对其中的“不道德”嫌疑做了“辩护”性回应。这一回应,正是周作人以他所具备的现代性学思想对封建旧道德的一次回击。此后,周作人写了《〈结婚的爱〉》《蔼理斯的话》《“神交”与“情玩”》等多篇文章,对性学开启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性道德、女子性本位、小孩性教育、两性关系、变性、变态性心理等诸多方面。周作人1922年这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正是他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

权力之眼、表演与雅集——从周作人1941年的日本之行谈起

1941年4月,为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北京的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展开了为期两周的日本之旅。在日本军部和媒体的权力之眼的监视下,周作人经过谨慎的政治计算,在公开场合展开了极富多义性的表演。在日本作家举办的雅集活动中,无论是现场的气氛还是留下的手稿,都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日文人共有的情趣。但就文学交流的意义而言,相比较1934年周作人的日本之旅,此次中日文人的交欢则呈现出文学(交流)史意义的倒退。1941年的日本之旅集中揭示了初登权力巅峰的“文人督办”周作人在复杂境遇中的复杂心态。

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

儿童文学翻译思想框架旨在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间存在的心理差异问题。儿童文学翻译的主体是成人,而接受主体则是儿童,这恰恰是其矛盾对立之处。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存在质的差异,周作人正是关注儿童心理特殊性的先行者。文章运用Citespace、WordSmith及MAT工具对译文语料库进行描写性对比研究,发现与对照组译文相比,周作人的译文更加强调语言的口语化、浅显易懂以及夸张表现;他反对说教式的道理教诲,倡导具有游戏性、具象性和空想性的纯粹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既是儿童的又是文学的,因此儿童文学翻译也应兼顾这两个方面。周作人采用的方法是信而兼达的直译,重视源文的正确与真实性,以实现源文风格的再造。

论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编撰特色及其启示

《欧洲文学史》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1917-1918)编撰的教材讲义,也是国内首部外国文学史。该书在译名方式、编撰意图、文学史编撰的客观性以及文学史观上,都体现了显著的编撰特色。作为具有这些特色的第一部国内外国文学史奠定了我国此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基础,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具有重要启示。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现代文坛的接触——以《现代日本小说集》、芥川龙之介、江马修、《罗马字小说集》等为线索

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合编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中国第一部日本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它的意义很深刻,但一直以来几乎为学界所忽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周边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探讨,并分析中国作家如何接触日本文坛,又如何通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杂志来吸收和消化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关系。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冲破身心的双重撒提:论蔼理斯对周作人女性观的影响

蔼理斯对周作人而言,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艺术的化身。蔼理斯在性心理研究方面倾注了半生的精力,周作人通过“人学”本体的坚守构建起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二人所做出的贡献可以称得上“唯一者所有”。周作人犹如蔼理斯在中国的化身。他不仅将蔼理斯的性学思想作为“杂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蔼理斯的诸多观念中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周作人综合蔼理斯的学说支撑自己的观点,或回应社会现象,或抨击专制教育。周作人对蔼理斯性心理学思想的接受既冲破了道德对身体的禁锢,又唤起了女性的自觉,动摇了桎梏女性的双重“撒提”。

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

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黄开发８０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绩斐然，然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还或多或少地有点“隔”。步入９０年代后，研究者进一步摆脱了旧的思维方式和成见的束缚，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独特的艺术和精神世界中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图建立周作人与中...

周作人“文抄公体”散文及其他

(一)且看周作人怎样看《游山日记》 周作人散文中有一类“笔记体散文”,钱玄同曾戏称为“文抄公体”。此类散文最易引起争论,因为全篇以引述他人原文为主,其中仅用少量作者自己的话相连缀,不识者常批评其“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言外之意即失去了作者“自己”,这就犯了散文之大忌,也与周作人自己的一贯追求相违。据说周作人的老友林语堂晚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就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周作人知道后颇有隔膜之感,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略作辩解。强调自己是在作文体实验。举出的例子中就有收入《风雨谈》中的《游山日记》。

30年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

30年来,中国大陆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种周作人文集211种。编订周氏文集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编者要推钟叔河、止庵以及陈子善、张铁荣,具体标志他们成就的是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以及他与张铁荣合编《周作人集外文》。故以评述这几套大型文集为主干,然后再从周氏自己编文集、他人编文集、译文集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时至今日,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惟一一个尚无全集的文学大家,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最为欠缺和紧迫,制约了周作人文集出版水平的提高。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略谈周作人早期的文学美学思想

我最近对周作人早期的文学美学思想很感兴趣,读了一些书.早在晚清,周作人便已写过一些专门探讨文学理论的文章,有的篇幅之长,论述之系统,为当时所仅见.晚清真正了解西方文学思想真谛,把它们介绍进中国的,除了王国维,就是鲁迅与周作人了,其他人实际上大多并不真正了解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披上近代西方的外衣.王国维、鲁迅与周作人之所以能真正了解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是因为他们在人生观念上对西方近代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美学思想背后往往有哲学观念作基础.在王国维背后是叔本华,在鲁迅的背后是尼采。

华人观念、隐逸认同和兄弟异路的幽微表达——周作人1933年致孙福熙手札之释读

近三十多年来，经过学界几代人的努力，有关周作人的研究不断推进和深化。特别是在史料方面，随着《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的出版，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周作人一生笔耕不止、文体驳杂、作品繁多等原因，周氏文章散佚的状况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