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对词体的定性及其影响

北宋中叶艳词风行之际,周敦颐率先指出,就“声”而言,燕乐属于“妖声”;就“辞”而言,词多写男女情爱,属于“艳辞”;这种以“妖淫愁怨”为特色的“妖声艳辞”之传播只会产生“导欲增悲”的负面影响。这是词学批评史上最早给予词体的否定性评价,它不同于其后苏轼等人“以诗论词”的“诗化”词体观,乃是从儒家失传已久的“乐教”来立论,强调“乐以载道”,以“淡”且“和”的古乐来批评今乐,体现了理学家的独特视角。周敦颐的这种词体观,对南宋迄清的词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两大路向:其一为鄙薄、否定词体之路向;其二为改进乐辞以资教化之路向。就其影响而言,可谓大辂之椎轮。

论周敦颐诗文的“诚”品格

“诚”是中国审美实践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范畴。有宋以降,周敦颐融合儒道佛,完成了“诚”思想的本体论理论建构。周敦颐以一“诚”贯通天人,既在宇宙本体上立“诚”之“天极”,又在心性本体上立“诚”之“人极”,同时发明“诚”之工夫的进路,为千年儒学“破暗”张本。他将“诚”的品格之光映照于宇宙和社会、人生,以诗文传达了“善”“清”“乐”“拙”的精神旨趣,印证了“胸怀洒落”“光风霁月”的向上、向善的高尚人格;将“诚”落实于文,提出“文以载道”,展示了诗文“优柔平中”的艺术风格,见证了唐诗的激情洋溢转向宋文“理趣”“风雅”的新变历程。周敦颐的“诚”思想对于美好人格的涵养与平和安顺理想社会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对二程理学的影响

宋初儒者面对佛老的挑战,不仅从本体论层面予以回应,还从传统儒家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提出了“孔颜乐处”的境界论,由此开启了宋代理学境界论的先河。二程在传承周敦颐思想的基础上,将“孔颜乐处”思想融汇进了自家开创的理学。二程虽有相同旨归,但程颢注重内在识仁,程颐偏向外在穷理。北宋时期理学的诞生重振了低迷的儒学,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与道德境界进行了重新架构,对当今社会的价值建设、个人价值观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周敦颐人生哲学思想及其对当代国人的启示

蕴含丰富人生道德修养思想的周敦颐人生哲学提供了宋明理学发展新的思想框架。周敦颐人生哲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又展现出较为鲜明的创新特质。周敦颐人生哲学主要涵盖孔颜乐处的处世态度、以诚为本的道德修养、胸怀大志的人生理想和德行天下的生活实践等系列思想。周敦颐的人生哲学昭示当代国人应该明坦诚豁达之理、存正直无私之心、抱鸿鹄高翔之志、做才高行洁之人。

周敦颐的摩崖石刻辑佚及价值意义

据记载与调查,周敦颐的摩崖石刻可考者有18方,另有督工上石1方,后人刻石1方,在宋人摩崖石刻中数量颇多。周敦颐的摩崖石刻存毁不一。其摩崖石刻有五个层次的意义,在书法上,周敦颐的书法宗尚颜体,“凝重古劲”“端重沉实”,代表了宋人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与传播;在纪念上,周敦颐的摩崖题名出于手泽,存以真迹,是纪念先贤的重要遗迹;在文献上,周敦颐的摩崖题名有考知其名号、任职和交游等情况的价值;在文化上,周敦颐的摩崖题名引发后人的追刻、寻访、著录以及赋诗纪念,形成一种文化活动;在思想上,周敦颐的摩崖石刻鲜有思想和义理的表达,其酷爱山水,在诗中已有明显表达,周敦颐生平言行简赅,摩崖刻石的行为已经寄寓其山水之好、林泉之致了。

黄庭坚与周敦颐二家族交谊考论——以新见北宋黄宽墓志为中心

依据新出土《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可知,黄宽为黄庭坚的堂叔,黄宽之女嫁与墓志撰文者周绅之子。墓志书丹者周寿、篆额者周焘系周敦颐之子。黄庭坚与周敦颐两个家族以崇学尚德之风为基石、以血缘姻亲为纽带,有着密切往来。黄庭坚对周敦颐十分推崇,他与周寿关系十分密切,二人在思想与书法领域有着频繁交流。周寿不仅跟随黄庭坚学习禅道,而且继承了黄庭坚的书法风格。

周敦颐的文人风骨与血性侠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更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里,它们就如同璀璨的星辰,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通过历史名人和当代大学生的故事,看这些刻在中国青年骨子里的基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的新光彩。

宇宙、社会、人生三位一体的哲学──读《周敦颐全书》

宇宙、社会、人生三位一体的哲学──读《周敦颐全书》伟南周敦颐不仅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象数易学家而且也是义理易学家。他把儒道村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和谐地揉合到对《周易帕》的研究上，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宇宙、社会、生命之哲学。从宇宙无极（太极）的生存和谐态到生...

周敦颐《太极图说》对中医学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

从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出发,探讨其对中医学学术发展的影响,阐述宋明理学与中医学之间内在的学术联系。认为《太极图说》是朱丹溪“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明代温补学派“命门学说”的学术之源,开中医学探求生命本源的风气,是“太极命门”的立论根据。研究《太极图说》对于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的推尊考论——以南宋时期濂溪祠记为中心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湖湘学的奠基人。梳理"濂溪祠记"可以看出,自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安国"寻访濂溪遗事"后,胡宏开地方学术传统的先河,作《邵州州学记》,搜求、整理出版《通书》,说明周敦颐学术思想的重要地位。张栻将周敦颐提升至"道学宗主"地位,既要面对儒家内部势力的斗争,也要应对佛、道的挑战,这些斗争成为周敦颐学术地位提升的主要动力,亦是湖湘学学术旨趣确立的重要体现。

试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思想

周敦颐的道德本体思想与其理学本体思想是一致的,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相结合的特征,周敦颐在以"诚"为本体的论证过程中,将这种本体具体落实到了人的心性本体之上,进而挺立了人极的意义,这事实上也就提出了其道德本体的论证。周敦颐道德本体思想在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逻辑环节: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纠缠、太极—诚本体的转换、立人极的道德本体思考。周敦颐这种本体论思路主张从意义发生机制,以"太极""诚"为本体,横摄天地人三界而立论,真正将以往的那种生成论形式的宇宙本体论落实到形上本体层面,完成了天地人一体的形上本体论证,找到了道德领域的根据,从而较好完成了人极意义的形上论证。

北宋理学对传统经学承传贡献之我见——以周敦颐为例,兼谈《爱莲说》儒道意蕴

文章回顾了中国传统经学至北宋的发展简历,简要概括了周敦颐以儒为主,兼及佛道,三教合一,奠定北宋理学基础的治学经历及辉煌成果,析出了《爱莲说》的经学意蕴,肯定地认为周子的经学成果具有历史性的积极功用。

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周敦颐和张载“诚”的思想研究——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先秦儒家和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中庸》第一次将"诚"作为核心概念来论述。面对来自佛教和道家的挑战,周敦颐和张载都以《周易》为宗,以《中庸》为体,试图从本体论的高度为儒家的价值理想和治世之道提供新的论证,并且都借用了《中庸》"诚"的思想资源来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通过与《中庸》相对照,二人论述"诚"的思想时各自的侧重点和独到之处得以凸显。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周敦颐著述及版本述录

周敦颐自著文字并不丰富,南宋初时便有将周氏著述单刻行世或汇编成集者。周敦颐著述最早行世者应为《通书》单行本,之后则为《太极图说》《通书》合订本。由于周敦颐著述篇幅较小,故随后编刊周子著述,往往将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及诗文、诸儒对周子著述之阐述、周子家谱、年谱、传录、历刻序文等凡有关周子文献汇编于一起以成专集。宋代周敦颐著述刊刻地多为周子生活地如江西或籍贯地即道州。明代周敦颐著述刊刻仍以周氏籍贯地湖南永州、道州及周氏后裔聚居地如江苏苏州为多。因受学风的影响,清代周氏著述之刊刻反不及宋明二代为盛。

朱熹推尊周敦颐考论

朱熹推崇周敦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理论兴趣;第二,李侗的影响;第三,湖湘学派的影响。朱熹在周敦颐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有独到的贡献,一是具体说明了濂溪学为二程学所自出;二是具体论述了《通书》与《太极图》的关系。

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关系考——兼论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

本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考察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的流传情况 ,以及历来对两书关系的争议。下篇论述周敦颐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认为周敦颐之所以能成为理学开山之一 ,主要表现在他努力尝试从本体论角度建立儒学的宇宙论和心性论 ,使儒学能够开始真正从本体论层面上回应来自佛道二教的挑战 ,并且为宋明理学初步提供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