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新常态是周期性因素驱动的么?——基于摩擦和结构性冲击的DSGE模型框架分析

通过拓展Smets and Wouters模型,本文试图实证研究各种摩擦和结构性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及贡献。研究发现:DSGE模型能较好地拟合真实数据;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投资调整成本冲击是刻画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摩擦变量;脉冲效应分析表明,粘性价格和工资或使得诸冲击的宏观经济变量响应发生根本改变,或使得响应规模发生变化,异质消费者针对诸冲击的消费和劳动供给响应也存在差异;驱动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预测误差方差的结构性冲击主要是投资调整成本函数、价格加成和利率冲击。经济新常态前后两个子样本分阶段估计以及反事实分析表明,经济新常态是随机冲击和经济结构参数共同驱动的。家庭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和习惯形成程度都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劳动供给关于真实工资弹性的倒数以及将就业调整到合意劳动投入水平的企业比例都下降。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经济参数的确发生实质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和实践应顺势调整。

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因素

为什么本世纪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难逃“失衡——危机——调整”的循环？

浅析抑制预期信用损失方法的亲周期性因素及建议--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与启示

预期信用损失方法能否抑制潜在的亲周期性取决于银行提前确认减值损失的能力。审慎制定SICR认定标准、充足的经济预测前瞻性以及透明的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确认损失的水平,有助于消解潜在的亲周期性,是至关重要的三个关键因素。

造成目前经济复苏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七个主要工业国(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的经济在1983年第一季度出现了短期的实际增长,这是从1979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三年多来以及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的首次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充当了带头羊,它在今年第二季度加快了前进步伐。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的带动下,其他工业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也已确实走上轨道。因此。

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及启示

本轮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并非短期性现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都将趋于温和增长,这是由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资本流入周期、出口增长周期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逐渐终结,发达经济体力推的区域性高标准贸易安排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高速增长的环境下错失了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不仅在需求层面过度对外依赖,而且面临愈发凸显的供给层面约束。在此背景下,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进入调整期,中国的政策侧重点应从总需求管理转向总供给管理,并注意宏观经济金融指标对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考虑负荷周期性和变化率的短期电价预测

为了提高电价预测精确度以提高其实用价值,在电价预测模型中引入负荷周期性和变化率因素。根据负荷对电价的影响建立基于系统负荷的短期电价预测模型,使用小波分解对负荷和电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神经网络的预测方法对短期市场清算电价进行预测。考虑负荷和电价的周期特性,在预测模型输入侧增加了负荷的周期性因素。考虑负荷剧变引起的电价变化,定义综合负荷变化率影响因素并加入模型输入侧来提高预测精确度。预测实例采用实际负荷值为输入,其结果表明引入负荷周期特性和综合负荷变化率因素后预测相对预测误差和单点最大预测误差分别降低35%和28%,有效地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确度。

考虑周期性波动因素的航班离港延误时间预测

造成航班延误有很多潜在且不确定的因素,目前尚未有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航班的大面积延误。论文基于GLO机场延误特性的分析为基础,筛选与机场航班离港延误时长相关的因素并添加周期性变量共计13个特征变量建立训练集进行深度学习。利用RBFNN、BPNN、WNN,进行对比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明考虑周期性波动因素的模型较原模型预测准确度提高,其中RBF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准确度最高,仿真结果:±10min、±5min、±3min容差内延误时长预测准确率分别为98%、94%、91%。

以“平台”思维促进外贸提升

2024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4.9%,进口增长5%。从环比上看,则比上一年四季度分别加快4.1和2.3个百分点。应该说,这一成果的出现既让人振奋,又让人略感惊讶。因为受春节假期等周期性因素影响,一季度贸易一般不处于全年最佳状态,且202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增长前高后低。显然,在去年一季度较高的基数上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体现出了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有所反弹,而且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力。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三点建议

面对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严峻挑战,投资重心要逐步从“砖头”转向“人头”,高度重视金融支持不足对创新发展的制约,积极鼓励、着力保障企业出海明年经济运行面临的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从外部环境看,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增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国“脱钩断链”打压不会改变。从国内环境看,有效需求不足、企业信心不足短期内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观。我们面对的是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严峻挑战,对于一个省来说,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由于周期性因素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地方的作用主要是贯彻落实。

构筑数字化风控体系,应对内外部新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经济总体上持续恢复向好,但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叠加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因素,持续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面对宏观环境变化给信用卡行业风控转型带来的压力与考验。

中国结构性通缩中的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

2012-2016年间,我国CPI和PPI走势呈现长期背离分化走势,整体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通缩特征。本文将外部冲击、产能过剩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性通缩分析框架。通过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的结构性通缩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周期性因素,以及产能过剩、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等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周期性因素是诱因,结构性因素是主因。未来需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优化结构方面进行政策布局,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能过剩部门的市场出清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预测及实证分析

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为研究对象,以其月度平均值为单位,分析BDI的季节性与周期性波动规律。通过分析其长期趋势性因素的波动规律,发现BDI的长期波动规律符合生长曲线模型。借助于ADF检验,建立ARMA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可用于BDI的短期预测。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下降是周期性的吗?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快速下降,引发了关于经常账户变化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争论。从储蓄投资角度看,近年来经常账户盈余下降主要是投资率的快速上升所致。本文通过对我国投资率的决定因素分析为经常账户变化提供一种解释。将投资率的变动分解为结构性因素、内部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周期性因素,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上述三大类指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2007-2012年结构性因素所致的投资率上升占总投资率上升的55.5%,周期性因素的贡献则占36.4%。因此,金融危机后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分析

当前国际资本无序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和收缩周期明显缩短,证券投资资金占比明显提高,对新兴经济体的顺周期性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影响资本流向的因素主要可分为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扰动因素。从长期看,结构性因素将导致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新兴经济体,并且其作用将不断强化;从中期看,周期性因素仍将决定资本流向,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对资本流动将产生不对称效果;从短期看,扰动因素对资本流向的影响还将存在,但作用相对有限。

多重困境下的台湾经济走向与思考

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长在"亚洲四小龙"中持续垫底,这是岛内投资不足、消费动能持续弱化、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不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债务问题难以改善等周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原因累积叠加作用的结果。民进党当局上台已一年有余,由于政策不当,岛内上述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加剧,并使社会不安情绪弥漫,政治对立升级,这些都将增加台湾经济摆脱困境的难度,台湾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大概率事件。台湾要摆脱经济困境,最可行之路就是重回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轨道,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大势。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周期性还是结构性?

一、前言2004年前后至今,中国经常项目顺差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官方机构及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线,前后侧重点有所区别。2003-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从2.8%迅速扩大至10.1%,诸多西方经济学家指责中国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并着重强调"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来解释这一现象。

后疫情时期房价的结构性上涨问题与对策

所谓的房价结构性上涨,指的是部分城市、区域房价的相对独立上涨,是对应于房价全面上涨而言的。2020年以来,受疫情及周期性因素影响,世界经济陷入阶段性低谷,我国部分产业和城市经济也受到疫情较大冲击,房价已不再具备全面上涨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为避免经济深陷衰退,实施了“不限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强度空前。

以创新、能力、变革为主线,实现做优做久——浅谈开展“十三五”规划工作的思维与逻辑

思考与筹划＂十三五＂规划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诸多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科学合理地开展这一轮的规划工作,面临着太多的困扰与瓶颈。由于社会治理周期、经济转型周期、技术革命周期、人文革新周期四个方面周期性因素叠加,企业普遍面临着客户需求、竞争格局、服务价值体现、竞争要素等方面深层次变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及对策——基于地方层次的模糊集质性比较分析

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持续放缓,这不但吸引了国内国际市场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经济减速原因的大讨论。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经济减速进行中观化处理的建议,即从地方层次审视该问题。作者考察了2010-2015年相比于2005-2010年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运用模糊集质性比较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了周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的不同效应。

2015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简析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增长走势看,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周期的必然表现。当然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与以往的情况不一样,是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外部因素、前期政策因素、生产要素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要对这轮经济周期下行的复杂性、经济调整的艰巨性给予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