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相辅相成、彼此呼应。中国在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有周边外交的优先性、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强烈需求、既往安全合作经验积累和中国践行新安全观的决心坚定等有利因素,但也面临域外大国恶性竞争、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以及机制的碎片化和低效化等挑战。面对周边安全议题的联动性和复杂性特征,中国需寻求“维护共同安全”契合点,提升各国对全球安全倡议认可度;利用现有周边安全机制,处理好系列“大三角”关系;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抓手,在澜湄和中亚地区打造示范样板;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优化大国协调和机制协调。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提出的解决人类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愿景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建设过程,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天然而紧密的地缘关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联系交往广泛而频繁,繁杂的跨界公共事务需要相邻国家间平等协商治理,才能取得高效共赢的治理效果。推动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是达成合作共赢的最佳选择。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促进中国边疆与周边国家的融合发展,加快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未来的边疆治理须秉持共生主义理念,统筹边疆治理与跨境区域治理,统筹国内发展与周边发展,统筹国内安全与周边安全,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高度耦合和协同演进。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突出体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周边有新的动向,世界其他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对周边地区安全产生外溢性影响,周边热点问题有效管控的难度有所增大。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对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多方面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稳定的合作增加国与国关系的确定性,提振周边国家的合作信心;从小事做起,强化合作路径的稳定性;通过释放政策红利,展现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态度;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避免地区安全问题对地区发展问题产生过大干扰;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升引领和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

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面向南亚的战略传播研究

南亚地区是我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认同困境与结构性矛盾成为了中国地区战略实施的现实挑战。为此,亟需基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和南亚的政治文化背景,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研究框架,从传播的对象、主体、内容、场景和话语等方面精准构建面向南亚的战略传播体系,提升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国家形象认知,从而推动中国—南亚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具体来说,在政治经济政策之外,通过面向青年群体、构建多元主体、丰富传播场景、增进话语共情等方面的战略传播可以为凝聚共识、超越分歧、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南亚地区的落地提供支撑。

从周边地区主义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范式与新路径

地区主义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欧盟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世界其他地区合作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分别是萌芽期、扩张期、快速发展期和相对停滞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展现出了不同于欧洲传统地区主义的显著特点,包括开放性、自主性强和弱机制化等。对于地区主义本身而言,其发展有着特定的理想状态,比如统一的地区认同、“地区性”优先和成果共同受益等。然而,主导力量的缺位、国家中心主义的兴盛、地区认同的弥散等因素长期桎梏着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地区一体化难以取得实质性升级和突破,显示出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具体现实的较大落差,亟待新的理论加以指导。2012年底,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解决国际和地区性的治理难题。2013年,中国进一步推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目标对准中国周边地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完善和升级提供前进方向。研究表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理论新范式与行动新路径。

学思践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云南贡献

云南自古开辟了闻名于世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是我国面向西南交流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云南工作,亲切关怀边疆各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两次考察云南、三次给干部群众回信、两次致贺信,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等重大使命,为云南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推进大开放、大发展,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在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担当使命。

非对称关系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周边战略的重点,其中非对称关系对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影响日益突出。当前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总体实力差距日趋稳定,双方事实上构成了非对称关系。依据“国际关系中的非对称理论”,按照非对称程度的不同,中国和周边国家非对称关系可划分为“大国对地区强国”“大国对中等国家”“大国对小国”三种常见类型。在这种非对称关系下,中国与周边不同规模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须考虑到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必然存在基于“强对弱”及“弱对强”两种不同底层逻辑的认知差异。这种认知差异或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间产生双向误解,从而制约“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中国应因势利导,管控好与周边不同规模国家的非对称关系,有针对性地制定与周边不同规模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差异化路径,从而加快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

学思践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云南贡献

云南自古开辟了闻名于世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是我国面向西南交流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云南工作,亲切关怀边疆各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两次考察云南、三次给干部群众回信、两次致贺信,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等重大使命,为云南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推进大开放、大发展,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在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担当使命。

以正确义利观指导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面旗帜。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此后他在多个外交场合和国内重要会议上多次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再次确定了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理念基石。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挑战与路径——以中国和东盟合作为例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和地域概念,就我国而言,包括南亚、南太平洋、东南亚等区域。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场域,对东南亚的运作成效对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的检验,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行动愿景与实践,有着相应特征与共性。规则、责任、意愿、过程共同组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框架,四者缺一不可。不过在现实运作中,“邻里”矛盾和分歧、大国竞争和博弈、周边内生性因素及周边机制拥堵在不同程度上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造成一定阻碍。基于此,不断完善和健全周边基础性秩序与制度体系、多措并举搭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长效机制、在周边时空结构中注重周边构造的过程建构及加强周边命运共同体知识生产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阶梯与有效路径。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合作与发展:特征与前景

自2013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与发展成效显著,规模扩大,地位提升,市场结构优化,产品种类增多,互补性增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贸易总体规模不足、发展格局不均衡、产品结构不合理、产能合作深度融合滞缓和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程度偏低等。新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契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农业发展战略精准对接,完善农业合作机制,优化市场结构布局,提高合作层次,深化投资与贸易的协调发展,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提高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推进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携手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大国竞争视域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同时,大国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乌克兰危机带来新的地缘政治冲击、全球与地区经济形势持续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中国周边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针对当下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需做到与时俱进,在坚持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策略与举措、路径与方式的适当优化与调整。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0年以来中美对缅政策的比较分析

2010年以来中缅、美缅关系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通过缅甸国家本体安全和经济发展角度,比较中美对缅政策,探究中美对缅政策的不同效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坚持尊重缅甸身份政治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满足了缅甸本体安全需求;同时中国坚持合作共赢推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不断满足缅甸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与之相反,美国在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对缅甸输出民主,美国对缅经济政策也为此服务,肆意干涉缅甸内政,无法满足缅甸国家本体安全与经济发展需求。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要理论结晶,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

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7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安全上,美国以推动"印太"战略、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借议题拉拢东盟等手段将战略布局深度集中到中国的周边地区;法国、英国、德国、欧盟也紧随其后,开始深度介入"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安全事务和互联互通进程。在经济上,全球化已进入"慢速"阶段且越来越以区域化的方式展开;而机器人、3D打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运用将继续推动区域化进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双方来说都更为重要。无论是在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都在迅速上升。中国应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在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要总结历史和当代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争取处理好中美日、中美韩、中日韩、中俄印等一些大三角关系;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节点和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示范地区;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由东盟与中日韩(即"10+3")构成的东亚经济圈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改革开放以来,包括"10+3"在内的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布局中一直处于首要位置。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增加了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10+3"国家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在实践层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亲、诚、惠、容"为核心内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的正确性与前瞻性。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强主要由"10+3"构成的东亚区域合作力度,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中国在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拓展化危为机的路径。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对边境民族地区治理的启示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缩影,是客观的、基础的、具体的"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治理理念及其实践的重要示范。边境民族地区是"嵌合"周边的特殊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薄弱环节。由于周边地区与边境民族地区地域相通,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有利于直接为边境民族地区自身及其治理逻辑提供启示。具体而言,有利于为边境民族地区治理提供正确的义利观,彰显治理价值;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认知结构的重塑,稳固治理逻辑;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从理论构建转向具体实践,发挥治理能力;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目标科学化,确保治理效果。

东南亚“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汉语传播

在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利用相关资料,历时梳理"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发展沿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义,并结合东南亚局势探讨东南亚"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重要性,以及汉语传播在其中的意义,提出构建"三线一特"东南亚汉语传播体系的主张。

在周边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中贡献云南力量

云南省作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合作的前沿,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大通道,是‘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交汇点”,这是对云南做好周边工作的指示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评《印度“大周边”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了相关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关国家间的理解信任,有利于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冲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大周边”战略都意在发展各自国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印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有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可能性。然而印度至今没有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与中国开展实质性合作。中国同印度等南亚国家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是多样的,中印具备携手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条件。《印度“大周边”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认为中印双方的合作是大局,相互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已成为二者维护南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