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金融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绿色金融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历程既是顶层设计的完善过程,也是基层实践的探索过程,在二者的上下联动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就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在机理而言,绿色金融以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发展领域为逻辑导向,兼顾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质增效。然而,中国当前的绿色金融实践在激励约束、信息披露、标准统一等方面尚有完善空间。为打通现有堵点、优化实践路径,未来的绿色金融发展首先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参与主体积极性;其次要加强数字赋能,联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多重目标;最后要强化内外联动,推进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规则中国化与中国规则国际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测度及区域时空差异研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基于资源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现代化等五个维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各省2011—2022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泰尔指数、局部莫兰指数等测算方式,实证检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全国及各地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的总体差异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的总体差异重点来自地区内差异,且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呈逐步增长的态势。全国及各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但均支持β收敛机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依据、价值诉求、行动路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本质要求,是理论性、历史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统一体,在目标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在价值理念上追求生态经济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在布局上主张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一致,在贡献上提倡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识,坚持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治理的科学统筹,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落实,在宏观规划、战略方向、具体行动以及回应全球性议题等方面共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生态图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渗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高中地理教学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关键因素。我们只有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环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高中地理教师要坚持创新,明确教学目标,设计一系列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多角度、全方位理解生态文明理念,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乡村艺术馆推动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作用机制——以德清县乾元镇乡村艺术馆为例

文章通过对乾元镇各类艺术馆的作用机制阐述了乡村艺术馆在推动城乡文化和谐共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它是村民互动的桥梁,是经济发展的纽带,是文化遗产保护创新与吸引乡贤人才的重要场所,为人们提供了寄托乡愁的实物基础,更是社区村落中人们共同记忆的留存处。通过研究以期为乡村艺术馆发展提供路径。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引擎”

新质生产力融合创新与绿色的生态还原属性、生态产出效能与生态人文关切,表明其本身就是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推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绿色引擎”,擘画了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图景”。新时期,新质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引擎”的实践进路是:推进绿色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科技支撑,加快“绿色人才”和生态产业化的长效供给,以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

美丽滨江奏响和谐共生乐章

近年来,南京市下关滨江商务区依托独特的滨江自然风光、历史人文资源,锚定“滨江风光带、历史文化带、总部经济带、民生宜居带”“四带同构”目标,通过城市更新、产业重塑和岸线整治,滨江风光带已基本实现贯通,长江沿线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地铁5号线、9号线正在加速建设,区域路网及基础设施配套逐步完善;全新的商务办公载体、现代商业中心和品质江景住宅已初步成型,航运物流服务、高端商务商贸和文化旅游三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南京新外滩的建设蓝图徐徐展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动力要素与实践进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文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视角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从政治领导力量、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等方面探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追求“五个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四重超越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问题因现代化产生,也应在现代化中解决。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经过百年接续探索于新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辩证统一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生态为民为价值取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化,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四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超越,不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也为世界各国走向生态现代化提供了道路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受“利益至上”发展理念影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西方现代化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扩张,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激化了生态矛盾。不同于服务少数精英阶层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冲破西方现代化藩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生态建设为实践,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

空间视阈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实践——以胶东地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胶东地区在此方面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典型经验,从空间视阈出发,讨论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在新人类生态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的生态空间观,为解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此观点,人类组织、社会活动与环境资源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共生性关系,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某种空间逻辑或空间秩序。胶东地区作为相对独特的空间单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中具有自身的空间特点,注重利用空间资源要素和优势,形成了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人口增长与空间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成为国内具有区域特征的现代化实践案例。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生成、现实基础与发展走向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效仿西方现代化中造成国内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迫切需要走一条扬弃西方现代化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不仅扎根于美丽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交织于助力绿色转型的区域合作以及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线的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展望未来,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将进一步明确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走向,既促进绿色的全球发展,又引领发展中国家走生态良好现代化道路,还有助于建设生态“为民、公正、共赢”的文明新形态。显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坚持将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与未来指向性有机统一,明确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批判、构建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批判了西方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其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开辟了非西方的现代化思想,是批判与构建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思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条件下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实践指向和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生态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生态文明,是人民至上、生态优先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战略要求与实现路径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性、创造性、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入认识其本质内涵,科学掌握其发展规律,精准切入其实践路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高度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学谋划、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不断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又是其要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准则和标志;既是中国道路的有机内容,又是中国治理的重要视点。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中国道路与中国治理的视角,抑或是从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入点来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涵演进及甘肃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为美丽中国建设之甘肃篇章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首先,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这一科学论断产生的现实根基、重要意义及其内涵层次与演进关系进行了系统剖析,辨析了其产生的背景和内在逻辑;其次,结合新时代甘肃在环境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恢复等“人—地”和谐关系构建及发展方面的实践例证分析,表明了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是一条完全可行的科学发展之路、双赢之路,且其成效显著;最后,紧扣甘肃脆弱生态环境的天然禀赋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构建更高质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蓝图,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路径对策。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的历程、必然性与路径

自然资源能够调节生态平衡,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经济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牢牢守住自然资源利用的底线,强化落实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的保护,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分析了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历程的4个阶段,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性,提出了新时期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的特征,构建了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实现路径,以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研究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观念超越、方法超越和理论超越;新时期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法制化与规范化,强调系统性和综合管理,强调科技创新;自然资源开发保护要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系统治理思维,强化数字化信息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完善自然资源制度体系,提高监督监管水平。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四重内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我们党运用唯物史观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创新选择,它具有四重深刻内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时代精神的精华”。在社会历史图景上,它描绘了物役世界发生的生态危机,提示人们在社会发展的生态限度与资本限度之间保持内在的张力和平衡。在基本逻辑上,它构筑了以“历史与实践”为核心的内涵逻辑,推动人们从资本逻辑转向生态逻辑,追求生命共同体的存在模式。在思维方式上,它主张破除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和解,重建现代生活的美学标准。在价值取向上,它倡导人们从终极性的价值追求转向顺序性的、历史性的价值选择,实现“时代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中国特色”拓展了人类构建现代化的方案,推进了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道路。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郇庆治访谈

在访谈中,郇庆治教授围绕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与实践意义以及它在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等议题展开。他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经发展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系统性理论话语体系,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它在现代化话语语境之下的另一种形式表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之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其未来发展,同时向当今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制度政策框架和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