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富有哲学味的哲学课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广大青少年第一次接触哲学往往都是从高中思政课开始的。因此,高中的哲学课不仅承担了向学生普及哲学基础知识的作用,而且肩负着启迪学生哲学智慧、培养学生哲学思维、引导学生善用哲学方法的任务。因此,思政教师在进行哲学课教学时就应该努力让课堂充满哲学的魅力、让学生感受到哲学的光芒,激发学生学哲学、用哲学的乐趣,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

传统解读与现代诠释——由讨论《儒家功夫哲学论》引发的思考

一、引言关于倪培民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笔者2018年曾在《哲学分析》发表《从主体“功夫”到“如在”境界——倪培民中国哲学诠释进路简评》一文,以探讨倪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四年后,倪培民先生又出版了《儒家功夫哲学论》一书,系统展现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

习近平关于对党忠诚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

对党忠诚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和核心,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对党忠诚本身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子。从历史哲学基础看,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对党忠诚保证全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并掌握历史主动。从实践哲学基础看,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知行合一”,而对党忠诚也要求发于内而形于外,并最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价值哲学基础看,习近平坚持人民价值主体论,而对党忠诚本质上就是忠于人民、不负人民。从哲学维度考察习近平关于对党忠诚重要论述所蕴含的哲理学理,显然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重思马克思“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消灭哲学”论断中的“哲学”特指黑格尔法哲学,并非针对全部西方传统哲学。“消灭哲学”论断体现了内容和方法的双重现实性,其中“消灭哲学”和对应的“实现哲学理想”在思维方式上都呈现自我否定的特征。“无产阶级”是“消灭哲学”的必要“物质武器”,“消灭哲学”的论断以“无产阶级”作为实践主体,在理论逻辑上具备可行性。“消灭哲学”的论断与现代西方哲学推崇的“哲学终结论”存有本质性差异,实现了对“哲学终结论”的根本超越。“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既体现了马克思早期哲学观的精髓,也为重建当代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1957年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百家争鸣”

1957年,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均是中心议题之一。两次会议前后相继,性质一致、内容相近,对遗产继承的意义、方法、内容及标准等展开“争鸣”,是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宝贵实践。从更深层次看,中国哲学遗产继承涉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背后则反映出对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突破,关于这些问题的学术“争鸣”,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实为中国学术发展和“双百”方针实施的必然。

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着哲学维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构成这一争议的焦点。如何回应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对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澄清并深入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反哲学”和“非哲学”的真实所指,并从马克思关于哲学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变革性理解出发,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哲学的合法性提供根本性辩护,并彰显其哲学观独特的当代意义。

历史、现实、哲学以及我们这一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实现了对宗教模糊历史的去魅作用,虽然这一过程在现实中远没有完成,但是却看到其在人类实践历史的过程中消亡的必然性。历史的实践中创造哲学,哲学又在历史中指引实践,两者的交互作为一种“永续”的动态过程,将每一时代的全部社会现实作为研究的着眼点与落脚点。数字时代是生产方式和交往新的变革,对于这一变化的考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在每一时代焕发生机的应有之义。历史、现实、哲学三者的统一体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的全部历史实践,这一实践来到了“二十大”,作为一个总结过往全部历史实践的节点,也作为新历史实践的起点,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哲学视域下审美样式演化的历史与逻辑

审美样式经历了模仿美、典型美、超理性美、实践美等四种发展类型。模仿美包括形式美和象征美;典型美包括本质美和理想美;超理性美包括意境美、显隐美和生活美;实践美包括生产美和劳动美。这四类审美样式对应的哲学基础,依次为古代主客未分的哲学、近代主客二分的意识哲学、现代主客合一的语言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审美样式的本质是社会存在。不同哲学视域下的审美样式对应着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社会存在形态。考察哲学视域下审美样式演化的历史与逻辑,能够给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审美样式的养成提供反思。

坚持“两个结合”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党中央立足完成新的文化使命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指导和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

化学科学发展的哲学阐释——评《化学哲学概论》

化学作为一门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等活动的自然科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深入探索,更是对哲学观念的实践与检验。基于此,本文参阅由邱道骥编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化学哲学概论》一书,从哲学视角出发对化学科学的发展进行阐释分析。对化学知识的形成、发展和检验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化学知识的产生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紧密相连的。

儿童哲学重塑教师教学哲学思考的实践探索

一、儿童哲学是儿童的哲学。(一)明晰儿童哲学内涵。促进幼儿思维发展是儿童哲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实践中教师需经常审视自己看待幼儿的态度,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语言、给予幼儿的机会等是否遵循了幼儿主体地位的体现;在儿童哲学活动中或者一日生活游戏中是否将幼儿看作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个体。

“哲学基本问题”的世界观哲学解读及辩护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中的“哲学”,既非指“前现代哲学”、也非“一切形态哲学”,而是统摄分支哲学的“世界观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观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它是关于人类生活世界之基本矛盾,即主观与客观矛盾的最高哲学表现。由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世界观哲学之基本问题这一命题,不管是基于何种理由,是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加以否定的。那种认为没有适用于所有哲学形态的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的“证伪论”观点、纠缠于哲学基本问题陷于思辨形而上学而没有意义的“拒斥论”观点,以及用实践一元论来加以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超越论”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吹响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冲锋号。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瞄准“理论社科”“应用社科”“大众社科”“开放社科”“数字社科”为主的“五大社科”目标,以全新举措充分发挥集成优势和协同力量,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理论之思”更好地回答“实践之问”。

音乐教育中的审美哲学——《音乐教育的哲学》解读

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的前言中揭示了书中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他强调了音乐教育与哲学的深刻关联,认为理解音乐教育的本质需要对其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的探讨。雷默指出,音乐教育不仅仅是技术和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关于审美、文化和人类经验的哲学实践。通过该书,雷默试图激发读者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兴趣,启发他们思考音乐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并为音乐教育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框架。

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朱谦之的儒家唯情主义及其历史文化哲学建构

朱谦之对儒家作了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解读,认为情即性即仁,情为宇宙生命本体,生命进化便是“真情之流”,唯情的人生和社会具有普世意义。他以唯情主义为依据建构起历史哲学,将本能(求生存的情感)视为历史进化的动力,历史进化是互助;历史由三种本能驱动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态。他还用儒家唯情主义对文化作哲学阐释,认为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经验生活时时积累和创新的生命之流,文化发展有四种类型和阶段,哲学性的中国文化虽然低于科学文化,却因富有艺术精神而有“普世价值”,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要在充分吸收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走向唯情的艺术文化阶段。朱谦之的思想深刻而有创新性,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哲学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他对《周易》的唯情解读不免有强制阐释之嫌。

西方哲学起源与哲学史重构——文明比较与古今之争视野下的探析

西方哲学史的书写存在诸多范式,重写西方哲学史首先应注意到,西方哲学思想如何为过度的理性主义、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强力主义等提供理论资源。其次是关注古代地中海文明尤其是近东和埃及文明对西方哲学起源的深刻影响,考察早期希腊哲学关于宇宙、本原、灵魂、政治秩序的看法与东方文明的紧密关系,以破解单一文明中心论的叙事逻辑。最后是从古今之争的视野出发,完整呈现西方古今哲人在理解重要哲学议题上的纷争,及为何会产生不同的政制设计、道德意识、人性认知、文明构建等,从而看清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