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张皇后叙事差异及政治讳隐

张皇后于唐肃宗危难之际起势,在安史之乱的历史大背景下,于皇权争斗中落败,由皇后赫赫之尊而被废为庶人,最终幽闭而崩,被史家记为祸国的典型。但抽绎新、旧《唐书》等史料在张皇后叙事上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正因她卷入的是“上皇”玄宗与肃宗的权力角逐、肃宗时诸王争斗,以及代宗继立等复杂的最高权力争夺旋涡,她的形象在史书叙事中被有意建构,其操弄权柄祸国的一面被强化,最终成为政治讳隐的牺牲品。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後唐、後梁史書與《舊唐書》列傳的編纂

後晉最初修“唐”史以唐高祖至後唐明宗爲時間斷限,不計哀帝,與《舊唐書》最終呈現的、從唐高祖到哀帝的唐存在很大不同。雖然晉初的修史計劃没有實現,但《舊唐書》依然不同程度利用了多種後唐史書,致使列傳中保留了許多具有後唐色彩的文字表述。而在采據後唐史書的同時,後晉史臣還利用後梁實録編纂列傳。《舊唐書》最終以李唐爲框架,却取用後唐、後梁史書,從根本上是受文獻不足徵的現實條件所迫。

两《唐书》“杨思训案”发微——兼论史传妾之书写

考辨两《唐书》杨思训案,《旧唐书》“侍妾投毒说”较《新唐书》“谋乱说”更合理,且揭示高宗显庆朝由皇后武氏开启的正妻时风。又结合墓志,可知“谋乱说”的形成既源于李唐为慕容宝节赠官平反,后代改写叙事,同时是《新唐书》“反对武氏”的“大义”笔法所致。此外,两书对事件中“妾”的处理差异亦非个例。相较前代,二者在女性书写体例上进步显著,尤以《新唐书》最为完备,然入史标准却进一步“身份化”。以道德尺度开辟的《列女传》中,入传者被限定在“子”“妻”“母”之内,使附属的妾等群体被深度边缘化,被任意隐去和篡改。这种回避小人物的书写方式在掩盖或扭曲事实的同时,亦制造了历史认知空白和偏见,应予以关注。

新旧唐书李氏名字例解

国内外有关新旧唐书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学和文学欣赏两大领域。其他如版本目录、校勘正误、文字句法、经学政治、民族宗教、新旧价值对比、礼乐音乐舞蹈、社会统计等方面也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不足。从新旧唐书所见名字切入,以李氏为例,运用训诂研究方法,探析其典型用例,或有小补于新旧唐书研究之阙。

新旧《唐书·杨贵妃传》之对比

两《唐书》作为研究唐史的必备书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进新修唐书表》中曾言《新唐书》之编纂体例为“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但在具体的列传中,“文省”与“事增”又有所差异。因此,现以《杨贵妃传》为参照,对其“文省”与“事增”的表现特征进行具体阐释与研究。

“委悉具书”与“《春秋》遗意”: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之再比较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均记载了云南地区史事,且表现出不同的史学特征。内容方面,《旧唐书》的记载丰富、翔实,却有“委悉具书,语多支蔓”的问题;《新唐书》叙事简略,但亦“删削过甚”,有害于史书意涵的准确表达。义例方面,《新唐书》较之《旧唐书》更能体现出“《春秋》遗意”,但并未完全落实于史书内容。总体来说,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保存了云南地区相关史料,反映出唐廷与西南割据势力的客观历史关系及深沉的时代气息。

从两《唐书·韩愈传》的比较看韩愈形象演变

《新唐书》与《旧唐书》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历史文献,二者皆为韩愈立传。但两篇传记在内容安排上有所不同,其差异主要呈现于有关韩愈的生平家世、品性好尚、政治经历、采摭古文、概括评价以及对于传记的整体安排上。通过对二传载文差异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呈现出的韩愈形象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演变,析其原因也进一步透视出两《唐书》在时代与撰者的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文学史观。

读点校本两《唐书》札记五则

一、“苻澈”应正作“符澈”在两《唐书》中,有一处作“符澈”,即《新唐书》14/119/4306(三个数字分别表示册、卷、页,下同)白敏中传,白敏中“为符澈邠宁副使,澈卒以能政闻”.有三处作“苻澈”:《新唐书》17/177/5289韦博传,“回鹘入寇,以苻澈为河东节度使,拜博为判官”.《旧唐书》2/17下/578唐文宗纪,开成四年“六月辛亥朔,以长武城使苻澈为邠宁节度使”.《旧唐书》2/18上/590唐武宗纪,会昌二年三月,以刘沔代苻澈.

两《唐书》校读札记

两《唐书》校读札记丁鼎１．《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七年正月甲午朔。甲寅，韩全义自蔡州行营还，诏归镇华州。二月癸巳朔，赐群臣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赐宴曲江诗》六韵赐之。丁茵，雨雹。己亥，雨霜。戊申夜，雷震，雨雹。庚戌，大雨雪兼雹。案...

《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

《舊唐書·地理志》是研究唐代歷史地理的主要文獻依據,然其斷限與史源尚未釐清。本文打通政區沿革考證與史源學兩種研究思路,剖析《舊志》的斷限與史源,並分類考察其構成材料,透視文獻纂修過程。以往認爲《舊志》總序中出現的兩處斷限提示,其實與《舊志》政區沿革斷限無直接關係。結合《舊志》所記都城長安附近政區沿革,與《舊唐書》藍本唐代《國史》的修撰歷程,可以論定《舊志》的斷限當在乾元年間。

《舊唐書·畢構傳》“時議户部尚書爲凶官”考

《舊唐書》卷一〇〇《畢構傳》載:玄宗即位,(畢構)累拜河南尹,遷户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醫方以賜之。時議户部尚書爲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尋卒,赠黄門監,謚曰景。其中“時議户部尚書爲凶官”一句頗涉時人觀念,故略考如下。所謂“凶官”,當指就此位者多遭横禍,或接連離世。有唐以來政局多舛,嘗任户部尚書而遭不測者不在少數,如唐初劉文靜誅死前便在民部尚書任上,但其距離開元四年(716)已近百年,不似“時議”所及。

两《唐书》订补二则

两《唐书》订补二则《旧唐书》卷７０《王王圭传》：“王圭每推诚纳忠，多所献替，太宗顾待益厚，赐爵永宁县男，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代高士廉为侍中。”《新唐书》卷９８《王王圭传》则云：“封永宁县男、黄门侍郎，迁侍中。”两者记载略同。按《新...

两《唐书》订补三则

两《唐书》订补三则《旧唐书》卷７０《王传》：“每推诚纳忠，多所献替，太宗顾待益厚，赐爵永宁县男，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代高士廉为侍中。”《新唐书》卷９８《王传》则云：“封永宁县男、黄门侍郎，迁侍中。”两者记载略同。按《新唐书》卷５《...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旧唐书·职官志》误文一则

《旧唐书·职官志》误文一则王京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所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职官志》中，在叙述武散官名号时云：“辅国、镇国二大将军，冠军、云麾、忠武、壮武、宣威、明威、信远、游骑、游击十将军，为散号将军，以加武士之无职事者。”其中十将军之名实见其九...

《太平御览》引“唐书”之性质考论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对于校勘整理《旧唐书》及其它唐史文献,都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其所属性质,各家说法不一,或认为都属刘昫《旧唐书》,或都属唐代旧本国史实录,或认为两者都有。由唐代各种文献和宋人校勘整理的实际情况看,"唐书"应当是一个通名,既包含了《旧唐书》,也有唐国史实录、《通典》、《唐会要》,甚至唐代杂史笔记的内容在内。对于"唐书"性质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为对整部《太平御览》征引前代文献的考察,从而进一步认识北宋馆阁校勘活动的特点及意义。

述往思来:《新唐书》的编纂思想和特点

《新唐书》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既有不屑五代衰世而借重修唐史以争正统的政治色彩,又有取法后王、以唐为鉴而巩固当朝统治的现实诉求,故其在"述往"之余,更着眼于"思来";不沾沾于史料保存,更注重历史思想层面的思索,具体反映在历史编纂方面,便是极为重视有唐一代的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在总结唐朝历史治乱问题上得出了许多深刻认识。同时,由于北宋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文治大兴,所据文献见闻益广,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补《旧唐书》之阙。

《旧唐书》辨讹

《旧唐书》辨讹武秀成正史本纪皆按年月排比史料，其记事年月在传写中一般少有讹错，但在《旧唐书》本纪中却存在不少另一类手民之误──脱书月份，因而出现两月合为一月，甚至数月混作一月的错乱情形。今从《德宗本纪》中取二例以明之：１、《德宗本纪上》建中三年：“十...

是“蒋氏日历”,还是《蒋氏日历》?——读两《唐书·蒋传》拾零

两《唐书·蒋传》中,都突出了蒋氏日历。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对蒋氏日历一词的理解和标点颇有歧异。《旧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部确实存在的专书,故称《蒋氏日历》;《新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个专用名词,故称"蒋氏日历"。本文从修史制度、"日历"的性质,及蒋氏的史学贡献几个方面,论证蒋氏日历一词的具体含义及其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