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实施军礼之择从:以讲武礼和大射礼为例

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国战争中身先士卒立有赫赫军功。为确保战争获得胜利,他非常重视并多次实施具有军事属性的军礼。笔者梳理史料,统计发现太宗朝举行讲武礼一次,大射礼七次,两者同属军礼举行次数差异较大,对军礼的实施偏好鲜明。唐太宗轻视讲武礼而重视大射礼的原因,应是由唐朝面临的政治局势、太宗个人因素及两种礼仪自身属性差异三者综合造成。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移民考论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接连攻克十余城,将驻跸山之战中投诚三千五百余高句丽部落首领、贵族子弟,以及在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俘获的七万余民户,一共七万三千五百余人迁徙到内地。其中,高句丽贵族移民属于惯性移民,高句丽百姓移民是随战况发展产生的临时性移民。唐太宗亲征移民沉重打击了高句丽农业经济,彰显了唐王朝收复故土的决心,开创了唐丽战争移民的先例,代表着唐王朝征丽攻略的转变,扭转了战争走向,为最终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的慎赦思想与行赦——兼论唐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随着唐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赦宥制度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大赦、曲赦、录囚等各种赦宥方式在唐太宗时期日趋成熟和规范。唐太宗借慎赦思想塑造“明君”的政治形象,并使得赦宥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慎赦思想的实质却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唐太宗以多种赦宥形式来实现其对帝位继承合法性的证明,配合对外征服战略、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以及减轻民众赋役负担等,为唐代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与方法——基于策论的考察

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处理是组织管理中的重点和痛点。处理的得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命运。通过《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问对”的文本考察,全面解析唐太宗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即相互依存、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成就,探讨唐太宗治理智慧的当代意义。

唐太宗、玄宗畋狩诗之军礼衍义与诗教互摄

狩猎是先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为帝王的特权之后,纳入军礼的畋狩与练武密切结合,《大唐开元礼》明确划分成皇帝讲武礼与皇帝畋狩礼。随着“礼”的建设、“仪”的实施,“诗”也相伴产生了“校猎”“冬狩”一类,唐太宗、玄宗的创作可谓典型个例。具有位居尊极决策者与躬身践行者双重身份的创作主体,军礼衍义与诗教主张相互感发,代入式的现场效应,推动了“诗”与“礼”的同步发展。畋狩礼执行中的“度”,又引发了谏猎诗的创作,“主文而谲谏”风气的形成,助力了贞观之治、开元全盛日“文教资武功”政治氛围的营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诗歌走向黄金时代的灿烂图景。

帝京书写与帝国建设 ——论唐太宗《帝京篇》的书写价值及意义

帝京书写一直是南朝至初唐的重要主题。唐太宗在《帝京篇》中不着意于绘写帝京繁华风貌,也鲜少使用与都城相关的典故,而是专写典雅节制的宫廷生活。在这种独特的写作模式下,唐太宗将帝京塑造成一个合乎礼仪的理想世界,并用这个世界隐喻自己贤明君主的形象,这些都反映出太宗对自己帝王身份的认同和对诗歌文教功能的追求,这也是太宗试图将文艺观念转换为创作实践的尝试。在初唐时期百废待兴的语境下,《帝京篇》是初唐帝国初期文化建设的一环。

唐太宗朝的功臣政策

功臣群体与王朝政治相伴相随。自西汉以后,功臣现象在许多朝代的开国初期都非常明显,像唐朝这种通过战争实现政权更迭的王朝,自然不会例外。李世民经由玄武门之变登基,所以唐太宗朝的功臣情况十分特殊。政变成功之后,政变群体也成了新朝臣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出现了贞观时期开国功臣与政变功臣共存的独特局面。唐太宗是如何对待两种不同出身的功臣,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治国之道

《贞观政要》是一部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的政治业绩及其相关活动的史籍,由唐代史家吴兢撰写,对唐太宗的执政经历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唐太宗执政时期,他以仁爱治国,善于纳谏,将唐朝推向一个繁荣时期。本文主要论述唐太宗的治国之道,力图从《贞观政要》一书中总结出唐太宗的政治智慧。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军事地理思想探析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包含了丰富的军事地理思想。该书认为利用地形地物是战争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战争首先应从分析地形开始,地理环境决定战争胜负,根据战地的远近广狭选择战术和装备,依据地形决定行军、安营和驻守,利用地理条件,因势利导,克敌制胜等。这些思想至今仍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论敦煌话本《唐太宗入冥记》与南通童子十三部半民间说唱

本文以敦煌话本《唐太宗入冥记》为轴心,以道教南通童子十三部半民间说唱为蓝本,研究了这个敦煌话本在后世的巫术传承。将南通童子十三部半巫书定名为《唐太宗游月入冥记》,是说它们的巫术内容架构一致,可以古今对接。研究了两者间的道教的宗教特征,是为道教的各种神祗的汇聚。论证了《唐太宗入冥记》实际是敦煌唐人傩剧的一个底本;研究了两者间巫术内容的传承:有唐太宗、崔子玉、李乹(淳)风都是通神巫师的特征。对比江苏省北部海州童子戏和金湖香火戏,证明它们同属于南通傩戏的系统。而且童子戏中的童子亦是通神巫师的身份。最后感叹在广大农村二十一世纪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通道教说唱傩戏行将消逝之不可避免,往后再难一见矣。

简论唐太宗的乐舞文化观

唐太宗的乐舞文化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 ,他不提倡代表儒家思想的“天意不可抗 ,王命不可违”及“君权神受”的雅乐观 ,主张“以人为本”、“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王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的唯物主义理念 ;他重视乐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提倡音乐文化的娱乐功能 。

唐太宗与突厥

突厥是唐朝初年对唐朝发展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突厥与唐朝的关系成为当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被各民族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时,以他宏才大略的政治智慧、刚柔并济的政治策略、主动出击的军事战略,有效地改变了唐高祖时期对突厥的战略方针,较好地解决了唐朝与突厥的矛盾冲突,使突厥不再成为对唐朝的威胁,从而为唐朝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惟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

：(一)对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提出新解：在“玄武门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二)考论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清洗掉史书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唐太宗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防治

唐太宗时期,自然灾害频仍,从文献记载来看,除了贞观五年而外,竟无一年幸免。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种自然灾害,唐太宗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建立义仓等进行了有效的事前预防;另一方面则在自然灾害到来时,通过仁政修身、赈恤救助等进行了有效应对。唐太宗统治时期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而这样一个盛世局面的出现,显然与此一时期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有效预防和应对有密切的关联。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论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及其对贞观诗坛的影响

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以“雅正”为中心，在文学理想上“师古”，在文学主体上“尚德”，在文学内容上“求雅”，在文学风格上要求“切直”，在文学作用上强调“裨政”。其主张直指南朝文风，具有鲜明强烈的时代性。由于唐太宗及其大臣的共同提倡和实践，在贞观时期形成了一个以雅志为中心、以酬唱奉和与展现个性、抒发情怀为两翼的雅正诗歌范式。

唐太宗与唐玄宗乐舞文化观的异同

纵观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发展史．唐代乐舞文化在表现形式、艺术水准及繁荣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堪称颠峰时期。在几千年乐舞文化发展过程中，为何乐舞文化在唐代得以兴盛繁荣？笔者认为，其中固然存在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唐代的乐舞文化思想意识较其前后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人物是唐太宗与唐玄宗。以当时的乐舞文化表现形式为基础．比较研究二者的乐舞文化观可以发现．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