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让与担保与商事外观主义的冲突溯因与消解逻辑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从实证法上确定了股权让与担保情况下的受让人虽登记为名义股东,但并不因权利外观因此承担股东的瑕疵出资股东责任。本条规定和商事外观主义存在解释论冲突,亟待对商事外观主义作限缩适用,并强调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范围转向传统交易领域。具体路径方面,非交易领域下对商事外观的信赖应当解释为非善意、非理性的,因此股权让与担保下公司的债权人对股权受让人股权登记的信赖无法获得商事外观主义的保护。同时,面对《公司法规定(三)》第二十六条无法适用此种限缩适用商事外观主义的漏洞,可通过文义解释和股权取得规则作为归因方式来弥补。

隐名股东的执行异议研究——基于商事外观主义的证成

隐名股东能否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排除对代持股权的强制执行,成为当前学理上尚存争议、实践中又广泛存在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立法中适用统一而明确的标准。通过检视商事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建议在代持股作为执行标的异议之诉中,不得滥用外观主义和善意取得作为说理依据,应当以支持隐名股东排除强制执行为原则,例外地否定隐名股东异议权,在裁判中视具体情况加以判断。同时,限缩解释《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第三人”为“善意的交易相对人”。

商事外观主义适用的纬度裁量

商事主体的专业性、计划性和知识性决定了其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商事活动的营利性决定了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重要性,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商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一价值取向,外观主义不应局限在三方主体的交易关系这一框架之内,对原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判断应当对传统的与因主义进行弱化,对相对人是否善意的评价也应综合考虑,趋于理性。

股权让与担保纠纷中的商事外观主义适用边界探究

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外效力与商事外观主义密不可分,审判实践中用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已成定势思维,但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并非没有界限。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外纠纷可鉴隐名出资中的不完全隐名理论,唯有公司对内部关系知情时才存在外观与实质的背离,因而有外观主义介入的空间,例外情况在于第三人恶意时,无论实际股东是否显名化,均不应对其予以保护。此外,第三人信赖与其法律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是外观主义得以适用的本质,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应当以保护“就争议股权产生交易关系的第三者”为原则,妥善分析对股权外观的信赖是否对交易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准确把握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

股债性质界分中商事外观主义的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明股实债交易的外观主义适用范围有扩大化的趋势,业界对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还存在争议。在股债性质界分过程中,应用商事外观主义,必须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存在有外观事实、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且交易行为和公司法保护的信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公司担保语境中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偏差与矫正思路——以一则最高人民法院代表性案例的评析出发

针对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16条提供担保的私法效果,既有裁判反映出司法实践对商事外观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有待完善:其一,依据相对人善意与否认定担保合同效力或已超越商事外观主义效力边界;其二,判令公司对非善意相对人承担合同无效责任未充分契合商事外观主义保护合理信赖、保障交易效率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在适用以商事外观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法律规则处理公司担保纠纷时,应当在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环节坚守商事外观主义的效力边界,即商事外观主义仅可明确担保合同是否归属于公司,合同效力如何并非所问;在担保合同责任分配环节则应坚持商事外观主义的内在目标,对非善意相对人不必然发生外观事实效果,确保公司享有免责空间。

商事外观主义在股权代持中的研究

商事外观主义也称外观主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衍生出“商事外观主义”。如果商事活动没有效率,是难以带动经济繁荣的,所以为了更好地鼓励商业活动的开展,“商事外观主义”这一理论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股权代持是一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投资方式,但是对隐名股东的保护实质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障碍,所以对如何规范股权代持相关的问题,还是需要条条框框的制度来进行规范。法律制定其实也是利益双方博弈取舍的过程,本文希望尽快可以出台相关代持的制度法规,以期对隐名股东权益合法化困局的打破。

论商事外观主义

商事外观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德国法学,但却与古罗马法、日耳曼法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观主义在商法中的法律关系类型不同于传统民法,以商事三角关系为视角可以看出其内部呈现出“本人—相对人—第三人”特殊构造。由于其在商法中的适用具有特殊性,一般认为商事外观主义由商事外观事实、本人与因、善意相对人具有合理信赖三要件构成。通过比较美、英、德、日等国的商事外观主义法律制度,在民法典出台背景下我国需要进一步在商事通则总纲部分细化规定与商事外观主义有关的法律制度和内容,以更好地促进商事交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高效、安全地运行。

论诚信作为商事外观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

我国现行商事立法在外观信赖利益保护的有关规定中直接适用善意第三人制度,用善意作为判断外观合理信赖的标准。“善意”一词无法准确表达外观信赖的客观要素,既导致法官在践行外观主义过程中的认识混乱,也造成了对善意制度本身适用标准的模糊不清。商事外观合理信赖更多表现为一种客观诚信,其与善意在制度追求的价值及构成要件方面均存在差异。基于从善意到诚信的结构性历史发展,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逐渐统一于诚信制度。在我国商事立法中关于外观信赖利益保护的规定以及相应司法实践中,应以“诚信”取代“善意”作为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实现诚信制度在民商事领域的体系贯通。诚信的外观信赖之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信赖源于客观存在的外观事实;信赖之人基于外观信赖进行了投资、交易等法律行为;以及信赖之人不知该外观事实为虚假。

论商事外观主义

商事外观主义包含外观行为的事实、本人与因、相对人对此事实的信赖等三个核心要素。基于这三个核心要素而为的商事行为,行为人必须对此负责。法律不再过问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商事外观主义解决了行为和意思表示的矛盾,为商事交易快捷、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机制。

股权让与担保中股权归属探析

最高法院将让与担保定位成“名为让与,实为债权担保”。据此,在被担保债权清偿前以及担保实现前,股权让与担保期间的股权归属不无疑问。厘清股权归属对当事人有重要意义。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否认让与担保权人的股东权利,但说理不统一。以探求当事人真意为关键,当事人并无转让股权的效果意思,股权转让是虚假表示,仅仅是为避免担保人擅自处分股权以及减少将来实现担保的成本,因此不应赋予作为权利外观的转让发生实际权利转让的法律效果。担保人是实际股东,享有股东权利,但在债务清偿前,不得请求变更登记。让与担保权人受担保人委托可行使部分股权权能。针对公司内部事务,基于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让与担保权人不得擅自行使股东权利。让与担保权人擅自转让股权需要检讨第三人是否符合股权善意取得的要件。

股权让与担保限制论

近年来,伴随着活跃的融资活动而产生的股权让与担保实践,被认为是一种非典型担保,有利于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所明确的让与担保制度,并不能直接推出承认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结论。司法案件审判结果固然可以作为观察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样本,但其呈现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合同效力、担保责任等层面,未能全面构建股权让与担保涉及股权变动、公司治理、民事执行、破产等层面的协调体系。从制度功能讲,股权让与担保未必能促进融资,反而可能增强股权受让人的强势地位。不应急于将股权让与担保明确为一种非典型担保。应对司法实践纠纷解决,可区分股权让担保的对内对外关系处理。对内关系中,原则上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股权让与担保所涉的融资、股权转让、担保意思做整体性解释;对外关系中,应遵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通过保护第三人的信赖,来具体阐释涉股权让与担保的股东权利、公司治理、民事执行、破产清偿等规则。

“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司法认定

以股权转让名义将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的土地使用权予以实质转让,该行为从公司法角度看是合法的,从刑法角度分析却可能符合我国《刑法》第228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从实践看,此类案件既有有罪判决,也有无罪甚至从民商角度认定为合法的判决,两者呈现明显冲突。从理论上看,无罪说主要以公司法中的"股权转让不同于公司财产转让"为依据,有罪说主要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为基础,双方回避了争论焦点。刑法与民法冲突和刑法与商法冲突呈现诸多差异。在承认刑事实质违法相对独立于民商合法外观的前提下,对于民事和商事领域应有不同的考察规则,即与在刑民交叉领域认定刑事违法相比,在刑事与商事交叉领域,认定刑事违法应更为谨慎。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权被执行问题研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承认了商事活动中的股权代持现象,但未进一步解决隐名股东能否阻却名义股东的普通债权人执行问题。外观主义是否被适用、债权人是否涵盖《公司法》第32条的“第三人”、债权人与实际出资人的权益如何平衡等问题,学界未达成统一认识,各地法院亦存在大量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以往判断债权人与隐名股东的权益对抗时,因没有区分“股权权属”与“股东资格”概念,将判断“股权权属”导向判断“股东资格”,陷入两个概念互相解释的泥沼。解决债权人申请执行隐名股权的问题,应在区分股权权属与股东资格的基础上判断隐名股东是否享有股权权属,进而再作与债权人权益对抗的判断,最终得出是否排除执行的结果。

债权人申请执行显名股东代持股权的司法考察与法理研究

司法实践中对于债权人是否有权申请强制执行显名股东代持股权的问题存在极大争议。本文通过对此类典型案件的梳理与分析,初步形成对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首先,与显名股东不存在股权交易的债权人应属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其次,显名股东的一般债权人有权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显名股东代持的股权;再者,在判断股权代持案件中股东资格的归属时,应将第三人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

股权代持执行异议之诉中利益衡量问题探究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权呈现多样态化,代持股就属于其中的一种。股权代持具有独特的灵活性、便捷性与隐秘性,受到部分投资人的青睐。但这种隐秘的持股方式,对第三人权利的实现造成诸多困境。特别是非股权交易的“第三人”为实现债权而追索到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时,实际出资人常常以自己为实际出资人阻却执行。那么实际出资人是否具有足够的民事权益,排除案件中所涉股权的执行对待此类问题的态度,各法院有所不同。关于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第三人范围存在颇多质疑,争议的背后其本质是利益冲突。本文试图从股权执行异议诉讼的视角出发,对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利益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与利益、利益的类型化进行探讨,界定出一条裁判标准,为司法实践平衡诉讼利益主体间利益冲突提供参考。

精明抑或罪恶:网购环境下严重滥用商标权的刑事规制

"恶意注册商标-淘宝投诉-勒索卖家"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商业秩序,侵害卖家财产权,且民商事手段难以有效、及时规制,其主客观方面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应予以定罪处罚。由此引发了民事上的行使权利与刑事上的敲诈之争议,此争议的背后其实是民事外观行为与刑事实质认定的冲突。根据一般人的常理认识,当民事外观行为偏离立法本旨而符合犯罪本质特征时,刑事措施就可以刺破民事外观,即以刑事犯罪认定。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注重权利保护而忽视权利滥用规制,应予以矫正。

论代持股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股权代持行为与商事外观主义相冲突,潜藏巨大的法律风险,需要法律给予科学规范与有效引导。根据股权代持关系在公司内外的不同透明度,隐名代理、股权信托等学说均可在特定情形下解释代持股协议的法律性质。考虑到信托关系的规范性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可适用股权信托关系解读和阐释代持股协议。在认定代持股协议效力时,应辨别强制性规范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合理限定协议无效的范围,同时对于援引公序良俗认定代持股协议无效须经严密论证。在对名义股东债权人的效力问题上,应区分商事外观主义的适应范围,以平衡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利益。

刑事实质何以刺破“套路贷”民事外观之面纱

"套路贷"就是以民间借贷为幌子,利用民事证据规则结合暴力索债等手段,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由于"套路贷"披着"合法"民商事行为的外衣,公安机关不敢轻易介入,而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则也无法将其揭穿。刑事认定注重内在实质、整体评判,而民商事一般以外观形式为准,对于"以民事外观为幌子实施的犯罪",要立足"常识、常情、常理"综合分析并抓住矛盾主要方面,敢于以刑事实质刺破民商事外观的面纱。"套路贷"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应认定为侵财类犯罪。程序上,既要反对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又要防止"一遇到经济纠纷就撒手不管"的消极现象。同时,办理此类案件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公安和法院的监督、协调作用。

透明度与显名化:中国股权代持规制理念及制度革新研究

股权代持类型多样,有适法型代持,也有违法型代持。股权代持既能够活跃民间投融资,促进经济发展,也能成为洗钱和灰色利益交易的工具,给上市公司监管、股权纠纷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很多的困扰。在股权代持规制方面,由于理念不清,引入大陆法系隐名合伙理念的同时,却没有完全采严格的商事外观主义理念。在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规制方面,采全面禁止的规制理念,加之大陆法系的隐名合伙和严格的商事外观主义理念,本身在逻辑上就存在无法自洽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合伙企业法》也未引入隐名合伙概念,各种规制理念相互矛盾,造成规制手段失灵,股权代持现象过多。英美法系通过增加股权透明度和显名化方面的规制理念,有着很好的启示。参考英美法系改革成果,可以及时按照FATF的要求改革《公司法》《证券法》,更新规制理念,增加股权透明度,迫使股权代持向显名化方向发展。可以引入重大利益持有人概念,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引导股权代持行为向健康方向发展,在不误伤有效需求的同时,遏制各种违法股权代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