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法对在先姓名权的保护路径探析——基于“乔丹”商标系列案11份再审裁判文书的考察

“乔丹”商标系列案对商标领域的姓名权保护具有特殊意义。对11份再审裁判文书的考察及对案件判决结果的梳理,有助于厘清商标法中在先姓名权与人格性姓名权的关系。基于姓名权的双重属性,应对在先姓名权和人格性姓名权采取两条平行的保护路径,结合法院对在先姓名权保护程度的变化,针对以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为代表的外国人在先姓名权的对应关系、知名度考量及侵权商标撤销等相关标准提供正当性依据与判断方法。

商标法实现竞争政策功能的阻却因素及其抑制路径

商标法既是财产法,也是国家实施竞争政策的制度工具。一方面,商标法以促进公平有效市场竞争为最终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商标权又在其资本属性驱动下不断扩张,使得商标法某些时候具有反竞争意义。基于此,商标法实施国家竞争政策的进路呈现出迂回性和渐进性。商标资本的趋利性、物权观念的影响、立法预见性的不足以及商标权利边界的模糊性等因素,都可能使商标法的发展间或偏离竞争政策方向。对此,权利限制、司法衡平和各国商标立法的协调与统一则成为抑制上述因素的有效路径。

《商标法》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与模式选择——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是法的具体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对法律的掌握、理解和适用具有重要影响。商标法的根本性质、基本内容及其逻辑结构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商标法的根本性质是私法和实体法,其基本内容既有实体规定也有程序规则,是具有一定逻辑和结构的整体构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法体系结构安排主要存在程序为主型体系结构模式、实体与程序交错型体系结构模式、实体与程序分立型体系结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自制定至今一直采用程序为主型体系结构模式,主要按照商标申请注册的程序而构造,存在诸多不科学之处,其深层原因在于经验主义立法传统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的不成熟。立足于我国商标立法现状,实体与程序分立型体系结构模式在体系化、形式理性、实用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我国商标法体系结构的理想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体系结构上仍存在较多问题,建议采用实体与程序分立型体系结构模式重新调整篇章结构,按照“总则—实体—程序”的脉络分别优化总则设置、完善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

从私权视角论我国《商标法》的结构与重构

我国《商标法》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既反映了从商标管理向商标权保护的转向,也是商标法向民法回归的过程。面对我国商标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商标法》的修改不仅需要就具体的条文加以改进,更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新一轮的《商标法》修订应当遵循《民法典》所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精神,突出商标法的私权保护目标。通过梳理我国商标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我国《商标法》虽经多次修改,但由于实行以商标管理为优先的宗旨,故其仍然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整体呈现为程序性公法规范较强而私法规范薄弱的特点。选择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商标法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详细分析它们的条文安排与结构特征,可从中归纳出不同的模式,根据“私法为体、公法为用”的原则,参酌国外立法模式,探讨我国《商标法》进行结构调整的可能方案。

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路径的审视与重构——以区分功能为逻辑起点

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的地理标志,被寄望发挥保护本乡本土经营者、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却暴露出可能演化为压榨工具的危险。商标制度构造以“商标区分功能”为核心,与地理标志的基本功能“地理标志区分功能”存在龃龉(不协调性)。我国商标法通过制定和适用若干特殊规则兼容“地理标志区分功能”,该路径一则异化商标基本功能,不利于最大化利用商标激活创新的机制;二则与专门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定位重叠;三则滋生“权利滥用”之土壤。商标法应回归保护“商标区分功能”的价值取向,停止主动认定地理标志,移除或停止适用地理标志商标特殊保护规则,是加强地理标志立法、增强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协调性的必由之路。

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构造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商标法通过拟制方式赋予注册商标以专有权利。注册制度在商标法中具有重要功能,但注册商标并非当然取得商标权。商标恶意注册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引发法律适用风险。域外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在法律规范设置、法律制度安排及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均有不足。商标法应增设规制商标恶意注册一般条款、商标使用义务、禁止商标权滥用原则、完善保护特定主体民事权利等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引入“阻碍竞争”法律条款,民法典应规定滥用商标权或者恶意诉讼的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通过协同保护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美国商标法的域外适用:实施机制、学理解构及我国因应

作为一种单边主义商标权保护方法,美国商标法的域外适用系以效果原则为理论基础的公法的域外适用,其实施机制包括法律解释、法律适用与裁决执行三个环节。整体而言,虽然宽泛的域外效力、弹性的法律适用标准、执行禁令与权利侵害救济裁决等为保护美国商标权人利益提供了一种新途径,但实则是美国单方面扩张其国内法适用范围的强力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他国主权利益。在当前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的进程中,我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商标法域外适用的多面性。一方面,我国当事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要通过做好个案抗辩与情况报告准备、建立国际商标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以及相互协作等多种举措积极防范美国商标法域外适用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我国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应协同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标法域外适用制度。

“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2条第(三)项

2023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22条首次将商标恶意注册申请作为一个单独条款加以规定,彰显出修订草案对商标恶意注册申请的消极评价。但是修订草案中第22条第(三)项的规定与第15条“禁用标志”条款因“不良影响”而交织在一起。厘清修订草案第22条第(三)项与第15条“禁用标志”规定之边界尤为重要。通过对修订草案进行体系分析,将两个条文中的“不良影响”进行含义释明,提出对第22条第(三)项情形的规制路径,是有意义的。且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助于进一步释明第22条第(三)项认定为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条件。第22条第(三)项“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还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后果,以加强该规定的约束力。

新《商标法》背景下企业商标注册与合规管理

我国商标注册体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恶意抢注和囤积行为的挑战。《商标法》的关键性修订标志着我国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企业、法律实务界和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关注。

论我国《商标法》的私权中心主义——《商标法》公法秩序与私权保护之定位

商标法是调整商标权取得、变更、消灭和保护的法律。我国《商标法》经历了由管理法到权利法的转变,权利法渐趋主导。商标权毕竟是经行政程序产生和变化的权利,具有财产性和公共政策性的二重性。商标权运行中公权与私权相互交织,公权运行与私权保护的恰当定位应当首先遵从公权与私权的体系划分,并强化尊重和保护私权的理念,尊重商标选择的多元性和必要的商业表达自由,遵从私法秩序与加强信赖保护,兼顾权利保护与维护秩序的利益平衡,以及尊重意思自治与适当限制私权行使。《商标法》应当坚持以商标权的制度构建为中心,纳入品牌建设的政策性内容务必慎重。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商标法治

商标法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统一商标注册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践了商标全面注册,积累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实行商标制度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从速恢复统一商标注册制度以活跃经济基础,颁布统一商标法以引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修正商标法,以法治手段引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为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我国凸显市场地位,强调商标产权属性,主动完善商标法治,极大地激发出了商标的活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进一步释放商标法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还需不断增进对商标本质以及商标制度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论我国商标注册审查制度的优化——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随着商标申请量逐年大幅上涨,我国现行商标审查制度已无法满足改革需求,优化商标审查制度势在必行。尽管国家知识产权局新公布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多项实体与程序性规则的改变,以优化商标确权程序,实现商标审查的提质增效,但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德国和日本的商标法修订后,其审查制度有可供借鉴之处。为完善我国商标审查制度,针对现存问题,建议《商标法》第五次修改作出相应调整:取消相对事由审查、实行商标异议后置、增设异议纠纷的自我和解机制、增设以商标使用为标准的快速审查渠道、提高商标审查费用。

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为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新一轮《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就适用范围、程序规范和审查条件作出全面规定。据此,针对他人恶意注册的商标,在先权利人除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外,还可请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将该注册商标移转至自己名下。构建强制移转制度既可有效遏制恶意注册、又能及时维护在先权利,并有助于我国参与和融入商标恶意注册国际治理体系。在适用范围上,应有效涵盖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的恶意注册,有信义关系的当事人恶意注册和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益)的恶意注册;在审查条件上,现有规范设计合理,但需做适用顺位上的细化研究;在程序安排上,则宜更进一步,将强制移转制度引入注册审查阶段;在后续修法程序中,对相关条款设计可做相应优化和调整。

商标异议制度改革研究--以《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视角

商标异议制度作为我国商标法历次修改的重点,其实体规范与程序机制应当如何构建,向来众说纷纭。2023年1月1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异议制度的修改,虽然符合流程简化、效率优先的修法趋势,但依然存在恶意异议、程序冗长、司法审查程序当事人并非真正有争议的对抗双方、循环诉讼等问题。在明确权利救济功能是商标异议制度的唯一功能后,建议在实体规范方面将异议主体限定为在先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将异议理由限定为不予注册的相对理由;在程序设置方面从异议前置转向异议后置,将我国商标异议程序改革为“行政一审与民事诉讼模式”,使异议制度与无效制度各司其职。

商标权利范围之探——以《商标法》第五次修订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对注册商标的权利范围从“行”与“禁”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商标的权利范围是相对的,具有模糊性、可变性、延展性及受限性的特点。在实践中,商标权利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经营者对商标的使用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的大小。混淆理论及其背后蕴含的竞争政策是理论和实践中把握商标权利范围的核心理论。在商标注册制度改革中,商标权利范围的界定和把握应体现尊重使用、鼓励注册的保护政策,对不同商标视其是否注册、是否驰名以及影响力大小推行有区分的保护。

回顾与展望：我国商标法理论研究30年

自1982年《商标法》颁布以来,我国商标法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走向完善,商标法理论研究也从对域外商标制度理论的借鉴移植,到立足本国国情的深入研究,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和渐趋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为理性地看待商标权的私权属性、如何处理商标权的扩张、如何对待商标涉及的消费者权益及相关公共利益,值得我们思考。

全面构建商标法律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1983年3月1日起实施。1983年3月，国务院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商标法》颁布后的30年里，中国的商标法律制度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得以完善。《商标法》分别于1993年和2001年通过了两次修改．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修改。《实施细则》则于1988年、1993年及2002年进行了三次修改，目前也正配合《商标法》进行第四次修改。

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商标法教学改革实践为中心

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得以高质量实施的应有之义,高等教育目前承担着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为了优化我国对不同行业的各类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模式,有必要围绕高等教育的学位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实践。文章聚焦于跨学科知识产权双学士学位的课程实践,以商标法教学为研究中心,探索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合理路径。

商标法修改与商标管理课程教学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2年颁布、1983年3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标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如《商标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修改;一些新的内容需要补充;一些原则性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而商标管理教材相对滞后的现况,则给商标管理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仅就这方面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商标法颁布以来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商标法颁布15年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商标法》为武器,同各种商标违法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商标所有人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保证我国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任用。15年来。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对陶瓷商标的平行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作用是为了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予以遏制,保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商标法》主要侧重于对注册商标以及驰名商标的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标总体上是一致的,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个案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商标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法,两法各自平行地对陶瓷商标权益提供不同层面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