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

文章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数据和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上市公司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并购商誉会增大股价崩盘风险,股价崩盘风险会随着并购商誉减少而减小;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会削弱商誉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商誉减值规模越大,商誉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弱;是否存在商誉和商誉规模通过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在民营企业和未披露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的公司中存在着上述结论,而在国企和披露了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的公司中上述关系并不全部存在。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并购商誉分析

企业并购时商誉计量采用“间接法”,并购后商誉减值采用复杂的现金产出单元测试模式,这给管理层带来了较大的自主判断和偏误空间。无论是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还是从行为财务学理论角度,利益相关者均需对此决策权力进行制约管理。文章引入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相联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制度安排通过立体式互相约束的管理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力保并购商誉的处理科学合理,使所有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商誉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以天神娱乐为例

2015年证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其中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明确表示支持,A股市场随即掀起了并购浪潮,从而带来巨额商誉。绝大多数并购都会签署三年对赌协议,同时这也是巨额商誉产生的根本原因。而2018年是三年约期之日,因此许多A股上市公司突然大规模出现商誉减值损失问题,其中轻资产行业的商誉减值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文章选取了文化传媒行业减值代表天神娱乐,该上市公司于2018年底商誉减值损失高达40多亿元,居于沪深两市个股商誉减值排名的榜首。通过案例分析不同计量方法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关于企业“外购商誉”核算方法的思考

论文从实务的角度对现行商誉准则的适用性进行分析,指出现行商誉准则在初始确认时存在“价值泡沫”,而后续计量又面临减值测试对象不匹配、估值技术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商誉价值无法准确披露、容易被管理层操纵以及缺乏有效监管等现状,以此为契机提出重新引入商誉摊销法的借鉴意义。

企业并购商誉减值成因及防范对策研究——以方正电机并购上海海能和杭州德沃仕为例

近年来,随着并购交易数量和商誉总额的快速增长,商誉减值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巨额的商誉减值会使企业利润受损、股价下跌,最终无法实现战略规划目标。文章运用案例研究法,通过介绍方正电机并购产生商誉巨额减值的案例,从收益法估值的缺陷、股份支付方式抬高交易对价、被并购方无形资产被低估、被并购方业绩未达到预期以及企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等方面,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监管机构和企业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行业内其他企业提供借鉴。

制度距离对商誉减值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倡议和引导企业“走出去”,截至2020年,吸引外资位列全球第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开放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数据表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权益。文章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后形成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距离能够抑制商誉减值水平,并且当并购方公司中拥有海外经历的管理层人数占比较大时,更能显著降低商誉减值。进一步对制度距离降低商誉减值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所处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越大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弱,进而降低了商誉减值水平。文章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制度距离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丰富了并购商誉减值的相关文献。

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下企业韧性与商誉价值透析——以中国医药并购“南北通用”为例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韧性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重新阐释企业韧性的内涵,透析企业韧性与企业价值、商誉价值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锚定行业经济政策和制度波动较大的医药销售行业,以“两票制”为事件冲击,选取该行业龙头企业中国医药产生并购商誉价值最高的前两名并购对象——河北通用和河南通用作为案例,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对比分析两家企业的企业韧性,并进一步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再生能力三个层面为商誉价值及其减值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巨额并购商誉成因及减值风险迹象研究——以世纪华通为例

近年来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导致的业绩爆雷现象频发,严重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乃至资本市场的稳定。文章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以世纪华通为例,深入剖析了该公司巨额商誉的产生原因及商誉减值前的风险迹象。研究发现:追逐热门概念、管理层过度自信以及高企的代理成本是形成上市公司巨额商誉的原因;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前业绩承诺“神预测”、管理层迎合性的估值判断与方法选择及管理层陆续减持股票等迹象预示着企业存在着巨额商誉减值的风险。文章最后从准则制定、政府监管、企业内控以及投资者风险意识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及减值风险了吗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治理效应和信号效应路径抑制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并购溢价率高、商誉减值风险高、绿色并购、相关行业并购时,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外部金融监管进一步强化了ESG表现对并购商誉的抑制作用。

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减值成因探析及防范研究——以安洁科技为例

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快速发展,并购商誉减值成为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消费电子行业龙头股安洁科技为例,分析了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产生的原因及其减值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溢价过高、评估机构未勤勉尽责、业绩承诺设计不合理、并购协同不到位是造成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并购企业需要对标的企业进行合理估值、慎重选择评估机构、合理制定业绩承诺、加强并购后的整合以及采用分步式并购以防范巨额商誉减值。

注册制改革能抑制超额商誉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近年来,因并购交易产生的商誉泡沫现象已成为当前资本市场的一大风险要素,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随着注册制改革的逐步落地,注册制改革后的市场反映引发了学术界热议。已有研究对IPO议价、信息披露等关注较多,但很少有学者关注注册制下市场对于超额商誉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2016—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与创业板全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探究注册制改革对超额商誉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注册制的落地有效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并缓解了融资约束,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抑制了超额商誉的产生。这种抑制作用随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媒体关注度的提升而进一步加强。本文丰富了注册制改革、超额商誉相关理论,从内部治理、外部监督角度为企业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启示。

考虑及时交货和平台商誉的供应链动态决策研究——基于突发事件的视角

供应链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突发事件。文章针对发生时间具有随机性,且损害及时交货和平台商誉的突发事件对供应链成员的影响,构建由供应商、平台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探讨了非合作、成本分担和协同合作三种模式下的决策,利用动态微分博弈理论求解不同模式下各成员的最优策略。研究发现:供应商会根据及时交货水平损害率的高低决定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交货策略,突发事件发生后平台的成本分担行为侧重于扩大市场需求和提升零售商的促销积极性,但对平台商誉水平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协同合作模式下各均衡决策结果均为最优;与非合作模式相比,成本分担模式能够显著提升突发事件发生前后供应商及时交货水平、突发事件发生前平台商誉水平,并实现整体利润的提升。

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

作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企业的ESG表现能否应用于识别商誉减值值得关注。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的关系。研究发现:(1)ESG表现越好的企业,商誉减值越少,这意味着企业的ESG表现具有商誉减值识别的作用;(2)良好的ESG表现可以视作企业未来业绩乐观、经营风险较小的积极信号,从而预示着较低的商誉减值;(3)在非国有产权性质、机构持股较少、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4)ESG评级分歧会削弱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间的负向关系。本文基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视角将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联系起来,为有效识别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了非财务维度的有益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并购商誉泡沫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流程和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能否提升并购质量尚未可知。为此,以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并购商誉泡沫角度入手,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并购商誉泡沫,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诱发高管过度自信,驱动企业实施溢价并购和激进并购战略,进而促进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民营性质、处于成长期和经过低质量审计这三种情形下,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商誉泡沫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推动效应在短期掩盖了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智改数转”、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商誉会计框架体系的经济学范式批判和重构

巨额商誉减值的乱象一直是资本市场的一大顽疾,商誉会计的自省和重塑箭在弦上,刻不容缓。以马克思主义的簿记理论作为评判标准,商誉会计实务表现为“过程的失控”和“观念的偏离”两大职能失位,其背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论范式已不再适用且亟待更新。相较而言,制度主义的诸多观点更符合“商誉”存在的本质要求,依此提出的“预期资产组”或成为商誉会计新框架和体系的突破口。

论现行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

按照IASB的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这一会计要素是由资产和负债的差额来定义及计量的;按照IASB(2008)的IFRS 3,并购商誉已被明确定义为被收购方的不可辨认资产之组合,但是该准则关于并购商誉计量的基本思路是,以被收购方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与其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为基础,然后加上收购方在收购日为并购协同效应所支付的那部分对价于收购日的公允价值。这就形成了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首先,可辨认净资产在会计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其次,按照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净资产和可辨认净资产本应该是被计量者,而商誉作为资产之一部分,是计量者,但商誉却被净资产及会计逻辑上不成立的可辨认净资产来计量,到底谁应计量谁?总之,并购商誉的现行计量逻辑在数理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会计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造成这一逻辑困境的底层成因在于IASB的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没有能够从经济本质上定义清楚“所有者权益”要素和厘清“可辨认净资产”这一概念。

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成本:基于风险和内控视角

为厘清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成本间的关系,从供应商与企业间融资成本视角出发,以2014—2021年沪深A股公司为样本,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超额商誉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成本;超额商誉通过加剧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增加商业信用成本;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对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成本间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超额商誉加剧经营风险的作用会有所减少,相应其对商业信用成本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在独立董事比例高、高管股权激励水平高和高管薪酬激励水平低的情形下,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成本的正向影响降低,较高的独董比例和高管股权激励能一定程度缓解超额商誉的负面影响。

外购商誉初始确认及后续计量方法改进——以慈文传媒并购赞成科技为例

本文以慈文传媒并购赞成科技为例,探讨外购商誉初始确认方法和入账金额的合理性,运用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对外购商誉初始入账价值进行重估,提出改进的初始确认记账方法。通过总结慈文传媒商誉后续计量的特点发现,管理层在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上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资产评估的结果可能并不客观,商誉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采用摊销与减值测试并行法对商誉后续计量进行改进,对比了三种商誉会计处理方法下慈文传媒在2016~2021年的财务数据,发现调整外购商誉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方法可以限制管理层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得会计信息更客观、可靠和决策有用。

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持股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我国A股沪深两市部分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发生的商誉减值金额越大时,企业存在的风险越大,审计师需要投入的审计资源越多,从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弥补由于商誉减值所带来的成本上升,进而引起审计收费的上升;高管持股可以在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商誉前沿演进的可视化研究

高商誉不仅会影响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还会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现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文章使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采用作者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突现词和时间线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商誉的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判断商誉研究的热点分布与前沿趋势。结果表明:国内更关注资本市场上热门的对赌协议、反向并购、借壳上市等事项,国外则更为关注与后续计量相关的商誉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的问题以及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国内外研究基于对后续计量新模式的探索引申出对商誉价值相关性和减值及时性、附注中商誉信息披露问题以及商誉数据预测能力的探讨,对于商誉泡沫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据此,提出未来我国对商誉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1)商誉后续计量新模式的探索;(2)进一步开展抑制商誉泡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