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石昌渝近年来发表系列考据文章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一些学者撰文提出质疑和反证。本文从终结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

明嘉靖初年甘州兵变简论

发生在明嘉靖初年的甘州兵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河西地区长期以来吏治腐败导致的一次重大事变,反映了河西地区吏治的腐败、士兵的艰难处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屯田衰败、府库空虚深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甘肃总兵李隆原本是假公济私的腐败分子,是士兵悲惨生活的造成者,却利用了士兵的不满情绪,唆使士兵哗变,杀害了严格依法办事的巡抚都御使许铭,这是发人深思的。新即位的明世宗,对甘州兵变予以彻查,对犯罪者依法严惩,显示了整顿吏治的坚定决心,成为河西吏治转变的开始。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明代嘉靖初政翰林改革利弊探析与反思——基于历史与现实视角

明世宗对翰林制度的改革,不仅实现了其排除异己树立权威的目的,也一定程度降低了翰林积弊危害,激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活力,为万历、崇祯年间翰林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同时翰林改革随着嘉靖初政的平息而不了了之,其多项措施付出了巨大的改革运行成本与代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资源浪费与贪污腐化,为明朝中后期官场腐败、吏治混乱、乃至整个政治生态恶化埋下了隐患。

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

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

从“历史”向“传奇”倾斜——关于嘉靖万历初书商系列小说演进的考察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下,嘉靖万历初,熊大木等人开始编撰历史传奇,并明确标举“按鉴演义、益以小说”。由于书商编撰目的重心的变迁,即由侧重“庶民教育”到逐渐突出对利润的追求,所撰小说在具体的编撰方式上,呈现出由历史向传奇、由史书向小说逐渐倾斜的趋势;同时,尽管小说仍然保持了乱世传奇的原则,但其中的悲剧意味却己逐渐淡化。随着余象斗在书商界地位的上升,这一趋势也便日益突出了。

嘉靖新政中的法制改良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病死。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在总揽朝政的37天中,起草了明武宗遗诏和明世宗即位诏,以这两个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诏书为纲领,着手改革武宗朝的弊政,并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推行新政,史称“嘉靖新政”。本文拟对嘉靖新政中的法制改良进行专门讨论。一、法制改良的政治条件嘉靖新政是统治阶级对武宗朝积累下来的严重社会危机的自我调节,是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正德一朝,宦官专权,厂卫横行;明武宗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滥设皇庄,横征暴敛;统治阶级内讧交加,政治极端腐败;

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

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肖立军明代九边的营兵，至迟在正统元年（１４３６）便已建立，正德时期（１５０６—１５２１）有了进一步发展，至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基本成熟。本文主要探讨一下嘉靖时期九边的营兵。一、嘉靖九运营兵的建置嘉靖九边的营兵包括总兵、副...

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文献——兼评复旦藏嘉靖本《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是一部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国海防史的重要专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最原始的、翔实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自明嘉靖年间问世后,此书在隆庆、万历、天启年间一印再印,直到清朝中叶以前,凡研究日本及中日关系史、海防史者,无不以此书为祖本。

嘉靖年间的海禁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传统经济政策,历朝无不用法律强制推行这一政策。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又发展为在对外贸易上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其中以嘉靖年间的海禁最为严厉,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为深远。本文拟从统治阶级运用法律推行海禁的角度进行论述。一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实行海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无论是农村中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

张居正效法明世宗新探

“法祖”是张居正政治行为的显著特征。但是，张居正效法的绝非仅仅是明太祖和明成祖。他的法祖特征是远法明太祖和明成祖以及近效明世宗。其中，效法嘉靖前期的明世宗是张居正法祖的核心内容。张居正将嘉靖前期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措施奉为“皇祖之制”而加意效法。

论徐阶

徐阶(1503——1583),明代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进士,历官礼、吏部侍郎、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职,任相十七年,首辅七年,从政长达四十余年,时人誉为“元臣”、“名相”。长期以来。

明代后妃宝印

这里所说的后妃,是泛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及诸妃嫔等人而言的;后妃宝印则是册封后妃时朝廷所颁发的宝印,或为其所有的其它闲章。后妃作为帝王宮廷中的重要成员,册封时具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因而作为其地位象徵物的册封宝印或体现其思想、爱好、情趣的闲章也各有不同。 在我国,对后妃玺文形制的最早记载始於汉代,如《汉书》:“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金蠄虎纽。”以後经过历代的补充发展,到宋代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后妃宝印制度,明确规定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皇后、贵妃等玺印的文字、质地、大小、纽制。明代后妃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 明代后妃宝印现存实物不多,根据文献记载。

《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水浒》究竟成书于哪一朝代?著者为谁?这是多年来聚讼纷纭的一桩学术公案。郑振铎在《水浒全传·校勘记》中说: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刻的《忠义水浒传》二十卷本(残本)“为仅存之《水浒》最早本”,这是不错的。但它是否就是《水浒》的祖本?更进一步,它是根据已经流传的抄本付刊的,还是由郭勋指使人编著成书,并出资付刻的呢? 根据我的研究,郭刻本就是《水浒》最早的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初。

《中山狼》杂剧与康、李关系考辨

康海的《中山狼》杂剧是否为讽刺李梦阳所作,是历来聚讼纷纭,难以解决的问题。蒋星煜先生撰有《康海〈中山狼〉杂剧并非为讥刺李梦阳而作》一文,证明康海写《中山狼》杂剧与李梦阳无关。蒋文的结论是对的,但论证有不少疏漏之处。本文拟在蒋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证,澄清一些事实的真相,揭示康海《中山狼》杂剧的创作主旨。

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

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梁淼泰明代北方“九边”供饷，经历了由征纳本色实物向以银折纳的变化过程。探讨了“九边”的数并予以估银之后①，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变化并由此论及粮草市场。“九边”，“其合用刍恢各镇原自有屯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微屯粮不...

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