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宋元朱子四书学诠释纷争及学术版图之重思——以史伯璿《四书管窥》对饶鲁的批评为中心

饶鲁以其“多不同于朱子”的四书思想对宋元以来的四书学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朱子学者在对饶鲁的评价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以陈栎为代表的新安学派颇为采信其异于朱子之解,赞其说“大有发明”;以史伯璿为代表的学者则责其说“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适见其“不肯为朱子下”而“务立异以为高”的心态,斥其“诬朱子以欺世”。故史伯璿穷三十年之力而成《四书管窥》,集矢于饶鲁异于朱子之说,旁及祖述饶说的北山学、新安学等,以达到肃清流毒,维护朱学权威的目的。宋元朱子学者对饶鲁的不同看法,实质上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所持有的“忠臣”“佞臣”“谗贼”之门户观念。饶鲁以朱学再传身份对朱子发出的异议之声,远及《四书大全》学、船山学等。因此,向来被忽视的双峰学派在宋元朱子学术版图中的真实定位值得加以新的反思。

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宋代四书学是由儒学系统内部诸多学派支持的经学活动。其中主要一家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这一学派学者宗本朱学的学术践行主要是 :自觉建树朱学的承传统绪、深入发掘经典的原理精神。

“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从“四门之学”到“四书学”——兼论四书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语孟学庸"最初以独立的"四门之学"形态,呈现于世。经历了由"子"变"经"过程及一系列的四书升格运动,至南宋《四书章句集注》的出现,"四书学"正式诞生。官方钦定、经学复兴、理学体系哲学化,是"四书学"得以确立的最直接力量。而"四书学"形成后,又反身更新了传统儒学话语体系。在四书系统的构成中,"语孟学庸"各具特质功能,每一典籍以不同的方式阐发义理,共同缔造出了崭新的儒家人文信仰。

求本义、发原意、砭学弊——朱子四书学诠释旨趣探幽

朱子四书学诠释具有鲜明的旨趣: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针砭为学之弊。朱子提出以汉学求得经文本义的原则出于以下原因:对文义和文意关系的理解,实际教学效果的触动,不满于"六经注我"的诠释风气。发明圣贤原意有两大要求:诠释主体应保持虚心状态,尊重诠释文本的制约性。针砭为学弊端要求诠释切于日用工夫,端正佛老、功利、词章等不良为学之方,突出诠释"因病发药"的实践性和针对性,达到"折流俗之谬"的矫正效果。

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

就作为几代王朝思想经典的四书而言,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除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四书经注进行文献整理研究外,清中期四书学中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历史研究。四书虽然仍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清中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随着清廷文化政策调整和对经学的重视,以实证和考据为特征的汉学迅速向以性理之学为主的四书学渗透,四书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学的色彩日渐减弱,四书经注被学者们视为历史文献资料,他们致力于对四书经注的研究,处处都以对各种史实的研究为基础,这使得清中期的四书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研究特色。

宗陆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南宋四书学是宋代理学的主流性学术活动,支持这一主流性学术活动的学派,一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二是宗本陆九渊思想学说的宗陆学派。宗陆学派的学术践行主要是:陆九渊开创心学特色的四书学思想;学派成员自觉建树陆学的承传统绪;陆学师弟子发挥经典原理的学术精神。

新世纪两岸四书学研究述评——以“四书”题名论著为考察中心

新世纪两岸四书学的发展互融互促,呈现出十分喜人的蓬勃发展势头。四书学界不仅对四书学史的发展脉络有了相当深入的梳理,而且对四书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交互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探索。尤为可喜的是以东亚四书学为重心的四书学国际视野的展开成为四书学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开拓。不过,新世纪四书学在四书学对当代社会生活的介入研究、四书教育的展开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冯梦龙四书学之理学意蕴解析

冯梦龙四书学活泼灵动,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不盲从,总体而言,受王学影响明显。在《四书指月》中,冯梦龙对理学的心性气情、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经与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其治四书与治春秋学一样,都是为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晚明实学思想有一致之处。

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宋明理学四书学与道统观

在经历了先秦至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散性的关注后,宋明理学逐渐构建起了四书学体系。宋明理学四书学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道统谱系相对应,实现对道统的体认,就是为了充分挖掘《四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使道统解释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就是立一内圣外王之道统,最终以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从著述体式看元代四书学

从著述体式的角度分类,元代四书学著述可以分为＂集疏体＂＂笺释体＂＂辨疑体＂＂经问经疑体＂以及＂年谱传记体＂等诸多类型。不同著述体式的背后,蕴含着元代百年特定的时代因素和思想背景,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元代四书学的学术品性及特征。从著述体式角度探究元代四书学的特点,是学派、学人等传统角度之外的一个新视角。

毛奇龄四书学著述考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一生著述浩富,其中四书学著作有12种66卷。这些四书学著作自成系统,以批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旨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元明以来士人奉为金律的《四书章句集注》的权威性。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王心敬四书学的学术旨趣和义理价值

王心敬是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为数不多的尊奉阳明心学的学者之一。他逆时代思潮而动,借由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积极介入和回应是时的全国性学术议题“朱、王之争”,开显出“《大学》为宗”“会通朱王”“推重主敬”以及“摆落训诂”的学术旨趣。他对阳明心学的挺立和坚守虽然没有改变阳明心学的颓势,亦未能抵挡考据学成为乾嘉时期的“显学”,但却维系了阳明心学在清初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亦以“义理经学”的面相抵制考据之学在关中地区的渗透,并以个案的形式昭示了阳明心学、乾嘉汉学在清代不同地区的演进绝非是同步等质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时空差异的。这一个案,启示在学术研究中必须注意地域性和普遍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避免以地域代表全国或以全国遮蔽地域的偏差。

马一浮四书学的该摄系统探析

基于对四书的推尊,马一浮精心营构了一个由四书统领的学术该摄系统。此系统以《论语》为根本,以《孝经》为辅翼,该摄六艺,该摄国学,该摄西学。层层该摄,气魄宏大,机理严密。貌似专断的学术取径一方面树立了终极的信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打破了儒学与诸子学的壁垒,乃至填平了中学与西学的鸿沟,最终造成"六艺之下,诸学平等"的格局。

清代山东“四书学”特色综论

清代山东"四书学"集中体现为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宗的特色,重在义理不重训诂。又因多为家塾读本,以科举制艺为目标,故而呈现出简明易读、重在循序渐进以及注重博物教育、德育教育的特色。四书学著者将《四书章句集注》中"化民易俗"的教育理念贯彻实施,繁荣了地方文化,关注乡邦教育,培养人才。通过考察清代山东"四书学"的总体特色,可以进一步认识齐鲁文化与四书学的关系。

“四书学”在清代灵寿乡村的回响——清人傅士逵及其抄本“四书学”著作述论

清人傅士逵延续先祖傅永淳、傅维鳞开创的书香门风,著《读四书随笔》十卷。此著未刊刻,以抄本形式保存至今。《读四书随笔》探讨《大学》等"四书"典籍中的思想意蕴、词语音韵等问题。随笔引用广博,解读全面,大到篇章结构,小到一字一句,无不进行详细解释、比较、评析,指出前人的优点和失误,务求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语言语气方面,《读四书随笔》八股化、口语化特点突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清代著述名家张太复和经学名家毛士与傅士逵颇多交往,对其人其著有很高的评价,说明傅士逵的《读四书随笔》在当时即有一定影响。《读四书随笔》现存五卷,原藏于灵寿傅氏家族的敬睦祠之中,因而称"敬睦祠藏本"。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