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监管视角下互联网行政约谈的实践检视与制度反思

近年来,行政约谈逐渐成为政府部门开展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的主要工具,对实践中的约谈行为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有助于反思和谋划互联网行政约谈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回应性监管理论为视角,利用质性文本分析软件NVivo11对265份约谈文本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从约谈主体、约谈对象、启动机制、约谈内容、约谈策略、约谈结果六个维度呈现互联网行政约谈的运行概况和一般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应性监管视角下互联网行政约谈的运行模式,即约谈参与主体多元化、约谈策略“差异化”、重视约谈的双向沟通机制以及建立以约谈为起点的递进式处罚工具体系,以期解决互联网行政约谈“回应性”不足问题,推动互联网行政约谈规范化发展。

食品安全监管地方立法新理念:回应性监管理论

回应性监管理论的多元化监管模式及随着社会发展而衍生出的分支理论契合中国立法法和食品安全法修法理念,同时又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服务政府等公共政策目标相吻合,因而,中国地方立法应创造性地运用此理论来引导食品安全监管地方立法。一方面破解修法、相关新政策及民众权益需求而产生的挑战;另一方面通过此理论来引导食品安全监管地方立法的创新尝试,为地方立法开拓新的立法理念,有利于地方立法特色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地方食品经济的发展。

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反思与超越——构建回应性监管新格局

近年来我国在监管领域改革的盛况,似乎没有带来监管理论研究的突破。现有的监管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理论秉持狭义的"政府监管"范式,忽略了其他监管主体的功能。文章提出引入回应性监管理论来构建多主体合作的"大监管"格局。这个"大监管"中的"大"并不简单等同于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中的"大"。文章意在对此轮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进行深层次反思,对回应性监管理论及其适用于中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合理性进行分析,期待通过构建回应性监管新格局成就一条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的超越路径。

回应性监管理论下资产评估服务市场监管研究

资产评估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基础作用的专业服务行业,有效的市场监管能够促进资产评估服务质量提升。文章通过从资产评估服务市场监管现状出发,发现存在监管主体缺乏沟通协调、监管方与被监管方缺乏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和对被监管方主动履行职责的激励机制等问题,借鉴回应性监管理论的“回应、塑造、协同和关系性”四个精髓,分析回应性监管理论在资产评估服务市场监管的适用性,最后提出组建多元化的监管主体、增加监管客体履行责任的激励措施、建立评估服务市场监管的主体沟通协调机制、建立监管方与被监管方平等的协商对话机制等完善资产评估服务市场监管的建议。

回应性监管:基本医疗服务质量综合协同监管的优化路径选择

综合协同监管已成为医疗保障改革新形势下医疗服务质量监管的治理要求。为适应医疗卫生行业"综合协同监管"的治理战略,需要克服传统监管模式中存在的监管主体未形成合力、监管机制滞后、监管效能缺乏保障等弊病,重构监管体系。回应性监管理论以公私合作型监管为内涵,强调多元主体的综合协同监管与层次化监管手段并用,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力量和医疗卫生机构四位一体的大监管体系,回应新时代医疗保障改革要求,优化基本医疗服务质量监管。

回应性监管理论在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回应性监管理论在我国目前药品安全监管模式中的应用,为后续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回应性监管理论为依据,通过研究其三个理论基础、理论的主体内容、衍生理论等方面,分析该理论的内在实质,在研究我国目前的药品安全监管现状后,总结出几个典型问题,并尝试将回应性监管理论应用于我国的药品安全监管实际中来。结论尽管回应性监管理论起源于公共管理学科,该理论仍然可以在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发挥原则上的指引作用,为后续完善药品安全监管的模式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依据。

公益众筹的政府监管模式探讨——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新的监管模式,回应性监管在提升监管制度信任、激励主体监管职责、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依据回应性监管理论并借鉴“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框架,从制度、行动、效率三个维度建构公益众筹回应性监管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行动”具有核心解释功能,它是制度得以运行并最终产生效率的关键因素。从应然的角度分析监管机构、众筹平台、第三方监管者等监管主体的行动逻辑发现,回应性监管模式相较于传统政府监管具有监管更理性、回应更及时、处置更具针对性等优势。通过设计监管回应性与执法公开性的组间因子,实验模拟不同监管模式下监管执法的效果。结果表明,平台企业行为对于平台企业信任存在显著影响,履职行为有助于信任提升;在公开流程—回应性监管模式中,公众对监管部门的制度信任高于非公开流程—回应性监管模式,即在满足执法公开的前提下,回应性监管模式最适用于公益众筹。

高职院校学生资助回应性监管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与推行路径

回应性监管契合学生资助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顺应“三全育人”新常态、促进资助育人提质增效,但高职院校学生资助回应性监管面临着多样性监管主体缺位、一体化监管网络匮乏、监管机制建设滞后等实践困境。对此,高职院校应从壮大监管队伍、增强回应性监管主体力量,打造一体化监管网络、畅通回应性监管渠道,构建协同监管机制、激发回应性监管活力等方面,探索推行路径,大力推进学生资助回应性监管,实现资助育人目标。

旅游市场监管法治化路径——以回应性监管为视角

在文化和旅游逐步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出新期待,因此需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创新旅游市场监管路径,进一步优化旅游市场主体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社会创造力。回应性监管理论主张的是一种融合政府监管和非政府监管手段的混合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监管的多样化和可选择性。在回应性监管视角下,通过构建以多元化监管主体、多样性监管手段和多层次监管策略为创新要素的旅游市场监管法治化路径,能够提升政府对旅游市场的回应能力,从而有效破解我国旅游市场监管的诸多矛盾与难题,为旅游市场监管注入法治活力和发展生机,开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回应性监管:一种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新途径

政府一直是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市场监管改革背景下,政府必须探索更加有效率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回应性监管理论的核心是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的互动合作监管新模式,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这种关系既包括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监管权的让渡,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主动参与。完善政府与社会合作体制机制,从监管权配置、监管手段优化、企业自我监管、强化第三方监管等,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全面推进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构建。

回应性监管策略对险资举牌的影响——基于万科、南玻、伊利和格力的多案例研究

受我国金融监管政策由松转紧的影响,险资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出举牌"涨潮"和"退潮"之势。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文章对宝能举牌万科、前海人寿换血南玻、阳光保险举牌伊利和前海人寿突袭格力四个事件进行了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监管策略会根据险资举牌动机和行为进行相应调整,当险资投资是单纯性财务投资行为时,监管机构主要以规范行为和能力提升为主,采取被监管主体自我监管和强化型自我监管策略;当险资举牌演变成一种行业性激进式恶意收购行为时,监管机构逐步升级监管强度直至暂停业务、市场禁入等严厉的惩罚措施。随着监管策略呈现从强化型自我监管向命令控制型监管,后又回归至强化型自我监管的转变,险资举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监管处于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南玻被前海人寿多次举牌,最终丧失控制权;面对宝能系的三次举牌,万科虽然紧急停牌,随后发布资产收购预案,但反收购举措也以失败告终。当监管强度逐渐升级进入命令控制型监管阶段,万科管理层重夺控制权,随着监管趋严的形势逐渐明确、监管层的态度立场和惩罚措施日益清晰,阳光保险未再继续增持伊利股份,伊利保持了控制权;前海人寿突袭格力时,正值保监证监齐发力明确对险资恶意举牌的态度和立场、要进一步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于是格力最终保住了控制权。当险资举牌行为得到严格限制后,政府再次进入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只是此次的监管规则在之前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监管机构应重视提高监管对象自我监管的主体责任和能力,采取先宽松后强硬的监管措施,并用权威有效的强制措施防范违背基本底线的金融风险,同时要考虑各监管策略之间的互相融合促进转化的动态关系。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优化:回应性监管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的深入,如何优化监管模式,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果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简政放权”到“双随机、一公开”再到“社会共治”,监管已经从政府一元监管向多元共治过渡,然而如何实现监管模式的转变,建立起多元共治的格局,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为研究对象,基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特点及现状,综合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回应性监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进行优化,并给出新监管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供依据,也为其他公共安全领域的监管提供参考。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下的监管问题研究——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的分析

随着简政放权步入新常态,放管结合中的监管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西方国家的回应性监管理论为我国监管问题提供借鉴方法。面对我国监管领域出现的监管缺失、监管主体单一、监管方法落后和监管"旋转门"问题,我国应创造性地吸收回应性监管理论的核心要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监管手段多样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权责分明的监管治理体系,保证政府深化行政改革目标的实现。

回应性监管理论视野下智能投资顾问的监管

近年来对智能投资顾问的监管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智能投资顾问遵循传统的监管模式,即政府的强制性监管、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这些监管模式不能适应智能投资顾问的智能化发展,并且政府监管部门把控着监管权,其他社会主体处于监管的附属地位,不能承担与政府监管部门平等合作的监管主体责任。在回应性监管理论视角下,针对智能投资顾问监管存在的问题,通过监管权力的合理社会化实现企业的自我监管、部分监管、第三方监管和多主体平等合作监管,从而构筑起智能投资顾问的监管体系,实现智能投资顾问的风险控制和创新发展的平衡。

回应性监管理论视域下我国马拉松赛事的监管困境与纾解路径

马拉松赛事监管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多样化手段对相应行政区域内的马拉松赛事活动实施的监管。马拉松赛事监管的研究价值在于进一步明确体育行政部门对赛事监管的主体、目的、原则、手段、策略等,有助于构建完善的马拉松赛事监管体系,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赛事活动持续健康发展。运用文献资料、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分析当前我国马拉松赛事的监管困境,并以回应性监管理论为学理支撑,提出纾困路径。研究指出:当前我国马拉松赛事监管立法不健全,靶向施策难践行;监管主体单一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缺失;监管资源供给不足,监管能力达到“成长上限”;监管手段传统而粗放,监管效果难以提升。针对如上困境提出纾困路径:在制度保障方面,享用“对话协商式”法制孵化空间,完善赛事监管顶层设计;在组织管理方面,开拓“关系联动式”三维监管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在资源供给方面,构建“引流回流式”监管循环系统,实施“差别待遇”资源配置;在策略更新方面,制定“激励金字塔”奖惩措施模型,打造监管手段回应平台。

回应性监管视角下社会组织内部多元协同监管模式研究

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是关键因素。文章以回应性监管理论为理论视角,以深度访谈法获取大量采访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社会组织多元协同监管主体和监管内容进行质性评价,构建回应性管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内部多元协同监管模式,并基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多样化监管策略,以期解决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

脱钩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回应性监管体系研究

在全面脱钩社会组织、实现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构建体育社会组织回应性监管体系无疑是实现其有序发展的有效手段。文章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监管在政府、社会以及体育社会组织自身监管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并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提出构建包括政府、公众和社会媒体、第三方评估机构、党组织以及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在内的多元监管主体,并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委托——代理、强化型自我监管等方式实现监管权限的让渡,采用命令型监管、强化型自我监管的监管策略,以此构建体育社会组织回应性监管体系,实现体育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

回应性监管理论下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社会化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工程建设领域的社会化监管作用日益显著。由于目前的工程建设市场主体政府监管与市场化发展进程之间存在较大矛盾,从剖析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监管现状出发,结合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回应性监管理论,提出了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社会化监管机制,分析了社会化监管机制包含的主体、内容以及手段,揭示社会化监管本质是信用规范化动态发展过程的观点。为构建新常态下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社会化监管模式奠定基础。

共享经济视阙下民宿业治安风险的回应性监管研究

文献梳理表明过往的民宿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游客的满意度、域外和台湾民宿产业发展的借鉴价值、民宿产业发展困境和对策、与民宿相关的产业关联研究等方面。但在民宿业的治安风险防范方面研究不足,对共享民宿的治安风险防范就更显薄弱。实地调查中发现共享民宿治安监管面临着整体性安全监管机制供给不足、新业态属性关注不足、征信体系对治安风险监管支撑不够、矛盾纠纷化解路径缺失、可操作性的行业标准尚未形成等诸多现实困境。为此,尝试借鉴回应性监管理论和域外监管经验,构建起以整体性立法为基础,具有网络性、互动性、差异性的共享民宿业治安风险回应性监管模型。

直播带货信用监管模式研究--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

为了解决直播带货中出现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缺乏售后等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文章认为对于直播带货这种新业态,应该建立信用监管与多元监管体系,通过奖惩并行的措施,规范带货主播行为,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