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词《封神榜》对《封神演义》的因革

清末流行于京城的鼓词《封神榜》基本上是按小说《封神演义》提供的故事情节和叙事脉络进行演说的,但是它对小说又有多方面的丰富与发展,比小说更贴近民众的思想情感,更富有现实生活气息,也更符合民众的欣赏口味。当然,从书面文学角度看,它也存在一些缺陷。不过,就整体效果来说,它对原著的加工、演绎还是相当成功的。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追古制而复雅正:宋初乐制因革考论

宋朝开国之初到乾德"和岘乐"的建置是宋太祖开国规制的重要内容。宋初乐制经历了"正乐名"、"复唐雅"、"追隋古"三个阶段,在继承并完成五代制度改革的同时,实现了对唐、五代建制意识的根本超越,由此开启了北宋纷繁复杂的议乐、改乐之路。宋初乐制因革的过程与内容亦体现出唐宋之际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的重要变化。

从心之所生为性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论荀子对孟子人性论的因革

孟子承认万物皆有其性,但不以生理现象与欲望等作为性的本质,而从心之所生来规定人性。荀子受传统即生言性论影响,沿着孟子开拓的路向对性作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说是对孟子观点的理论概括与提升,也是在传统"即生言性"说基础上的一次质的飞跃。荀子把性与伪相对而言,否定心具有自我立法、自我完善的功能,但认为心可以接受后天习染而趋善。

幼儿道德教育的因革损益

改革开放引发了幼儿道德教育变革的重大历史契机,幼儿道德教育逐渐摆脱政治化、成人化、教条化阴影,向幼儿的道德主体性和生活世界回归,更加注重幼儿主体价值和社会性发展意义,以培养幼儿独立人格和道德生命为重大使命。

《清文献通考·集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点迄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四库全书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集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集部经籍考》保留了一部分《四库全书总目》禁毁清人文集之前所著录的书目。《集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多种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言用变迁与商周因革

"言"字在商周文献中出现较多,其在甲骨文中首先表示一种祭典,与"音"同义,又与"舌""告"等字关系密切。后来逐渐分化出"言说"之义,主要指宗教言说和政治言说活动。交流的双方身份不对等,存在明显的施受关系,交流的空间也具有封闭性。比较而言,商代言用具有明显的事神功能,并延伸出政治功能,这奠定了先秦言用以上言下的基本内在逻辑和特点;周人言用在继承商人言用基础上有明显的革新,具体表现在言用场合的拓展和言用主体的迁移。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是商周因革背后的言用制度和言用意识。

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

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

“因革相成”——孔子成功创办新型学校的基本原则

孔子改革教育、创办新型学校的过程，是一个融旧以铸新、返本以开新的过程。孔子创办新型学校的原则是“因革相成”，即“因”与“损益”相结合，并以此确立了新型教育观——以“学”为中心。“因革相成”的原则，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论清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因革

清代定鼎之初,即宣布采行科举取士之制。沿袭相对较为完善的明朝科举是并不熟悉科举的满洲贵族迅速实现开科取士的便捷之途。在顺治朝建立清代科举制度框架的基础上,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调整与补充,科举制度步入了鼎盛,其缜密与完善程度远超前代。嘉庆、道光朝虽将多项科举制度发展成定制,但受内忧外患之冲击,科举弊端逐渐显露,衰败之势已逐渐显露。咸丰、同治朝,科举已无法沿着其制度之规定正常运作,发展新式教育、改革科举成为晚清有识之士之共识。至光绪朝,清廷虽对科举进行了局部改革,终回天乏力。清廷被迫下诏停废科举。

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史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史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因革《四库全书总目》析论——以子部为样本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子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子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皆有所补充与订正。

《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四库全书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四库全书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经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经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对原作的因革看南朝诗学观念的变迁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汉魏六朝拟诗的杰出代表,江淹在模拟的同时从"意象"、"句法"、"诗歌体式"、"声律"等角度对原有诗作进行多方面的因革和创新,从而实现了诗体由"复"而"变"。这些创新性因素同时体现了南朝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潮的变迁,成为文人引领文风变革的有效手段,也预示了文学变革时期的到来。

贾谊对孟子学说的因革

贾谊大力倡导有为之政。他吸收孟子的民本思想,并视其为自己政治学说的核心。在继承孟子人性论的同时,贾谊又受先秦"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的影响,显示出其人性论的矛盾。贾谊以"六"为基础展开的论述,是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改造。

因革期神魔小说试论

因革期神魔小说的创作在该流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 ,使此期创作基本上摆脱了前期因“商品化”影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寓意讽刺类作品的大量涌现 ,又为本已陷入僵局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因革与发展视野下的苏州文化内涵研究

历史上的苏州曾长期占领着国内文化和时尚的前沿。而在新时期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态势下,苏州文化创新的力度显示出不足。苏州传统文化样式缺少进军新的文化领地的魄力,新兴的文化形态则缺少鲜明的文化标识。开放思想,树立"大苏州"意识,深入提炼"苏州元素",打造"新苏州"文化品牌,应该是建设富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苏州文化的一个必然途径。

同源而异派——古典戏曲理论对诗歌理论的“因革”

文体交融和文体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以传奇为代表的戏曲理论执着论述曲与诗歌的同源性、同质性、同构性,同时也注意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个性,其中有关"曲"的理论是对诗歌理论的因袭,有关"戏"的认识是对诗歌理论的变革,戏曲文体的生成不仅是"文体交融"的过程,也是理论交融的过程。李渔的"同源而异派"之说恰切地概括了这一关系。

新文学运动的理学因革

持因革之辨逻辑考察,便会发现新文学运动的理学取向呈现因与革的二维存在:因,体现为内在传承;革,体现为主张革除。内在传承表现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及其具体内容的反对用典、对仗和避俗,契合于朱熹的相关主张上,更直接的则是新文学运动以理学白话语录体的传承者自居。主张革除的是理学被明清政府利用后的政教化,因为它作为"道"蕴蓄于古文中,所以钱玄同反对载"道"的古文,周作人则主张建立"人"的文学的新"道"。

试论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骚体辞赋的因革与影响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的骚体辞赋创作对传统的骚体作品多有继承,如内容上继承骚体的骚怨精神,抒发贤人失志之悲,创作方法上有着普遍的祖骚宗汉的倾向,同时也有创新,如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体制趋于短小,进一步消解辞赋与诗歌、散文之间的区别,风格各异,呈现北宋骚体辞赋的真正面貌,对后世的骚体辞赋创作、屈原形象的确立、骚体文特征的研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