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兵的养成:近代团练转型与内陆工业化起步

团练脱胎于“寓兵于民”的民兵古制,一般关注其“兵”的一面,忽视其“民”的一面,甚少论及“兵”“民”的相互转换。实际上,团练像是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应急时可拱卫乡梓,太平时可建设地方。团练军民之间的转换,体现了“自组织”的特点,是地方得以“安居”和“乐业”的重要保障。将团练这一特性,放到近代工业化起步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以北碚峡防局将传统团丁训练成具有现代基本军事素养、职业技能的“工兵”为例,可揭示出以“人的现代化”推动内陆工业化这一北碚发展的重要经验。

北宋武职的荫补制度——以防御使、团练使为例

荫补制度是朝廷照顾权贵阶层政治身份而授予其子孙官职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恩惠。阶官化以后的防御使、团练使常用以表示官员的迁转,成为身份与地位的标识,适用这一迁转之制的,主要有宗室、宦官、外戚及高级武官等群体。为维护政局稳定,保障防御使、团练使的待遇,北宋朝廷对其给予荫补优待。终北宋一朝,无内乱之祸。由此,对于北宋武职的荫补制度,在给予足够重视的同时,也要给予肯定的评价。

统合官绅的困境:“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冲突(1853—1860)

咸丰初年,清廷先后向湖南、江西等14省委任了近300位旨在协助地方官员办理团练的"团练大臣",希望凭借此举统合地方官员与"在籍绅士"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尽快将绅民动员、组织起来,以阻止太平天国向基层社会的蔓延和渗透。但在随后的办团过程中,"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难以实现清廷"官绅联为一体"的期望,"团练大臣"在司法、财政和防剿方面均对地方官员构成竞争,所谓"一切公事掣肘多端"。双方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清廷制度设计上的不切实际和模糊性。清廷虽一度决定废弃"团练大臣",将团练改由地方官单独办理,但后者无力单独承担这一重任的现实令其不得不终止这一尝试。"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冲突反映出清廷统合官绅的艰难,直接影响着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的走势。

晚清“团练大臣”研究的省思

咸丰朝以降,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作为深化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鉴于今人对于晚清"团练大臣"的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有必要系统梳理和评述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从史料和方法上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团练总局的创设及活动

广东团练总局设于1858年,至1862年解散。它与曾国藩所编练的地方团练不同,除镇压地方武装叛乱外,兼具抗击英法联军的作用。展示广东团练总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可以此说明此时期广东地方士绅借助内忧外患的机遇来扩张自身势力的趋向,以及探讨地方团练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等问题。

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

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双重统治格局受到重大挑战和清廷调整统治结构、重建统治秩序过程中的产物。团练大臣在有清二百余年中只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其发端、定型、演变,以及最终被取消的过程,却反映了双重统治格局中上下层统治相互间的关联与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的多元走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团练大臣和其时双重统治格局的研究探讨,为人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转方式、固有道路及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 ,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 ,可以看到 ,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 ,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 ,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 ,团练势力的崛起 。

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动员下徽州团练应时兴起,其具体组织十分严密,办团之法很有特点。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士的大力支持,且在徽州战局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给太平军活动造成了极大钳制。徽州团练也给徽州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保甲与团练——九寨侗族村落保甲团练档案的文献价值释读

清水江九寨是侗族北部方言区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清朝光绪年间开始实施保甲团练制度,至今九寨民间还保存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有关九寨保甲团练事务的档案。九寨保甲团练档案完整反映了保甲团练制度在侗族地区的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管理职能,是研究近代侗族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文献。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积极倡办下徽州团练应时而兴。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地方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实现了清廷倡办团练之目的。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和敌对,无疑是导致其在徽州战局不顺且受到致命钳制的一个重要缘故。毋容忽视的是,徽州团练的兴办给徽州地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从“异态”到“常态”——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与乡村社会

清代巴县团练是伴随着白莲教起义,由官方督导在城乡社会兴起的以军事防御目的为主的基层组织。它并没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平定而停办,而是从战时防范自卫的"异态"组织,转变为平时基层管理的"常态"组织,活跃于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正源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乡里关系的特点和乡民的主观意愿,展现了我国自古有之的"相保相受"、"相及相共"的乡里风貌。

咸丰初年的湘乡县团练及其对湘军崛起的影响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刚刚兴起的时候,湘乡县反动当局奉命举办团练,动员地主阶级势力起来对付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其成效称首于湖南,对曾国藩组建反革命湘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曾国藩团练思想管窥——兼论曾国藩对近代军阀制度的影响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军阀制度的鼻祖。他所组建的湘军“赤地立新,特开生面”,走出了传统团练的窠臼;“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大胆改革传统兵制;“以礼治军”“勤恕廉明”,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化和控制,这些措施开了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先河。

论清末团练制度下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以酉阳直隶州为例

团练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由"政不下县"向"政权下乡"过渡的一种制度。酉阳直隶州团练兴起的原因有二:一是镇压农民起义,二是补充政府军事力量。酉阳直隶州团练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和奖赏制度。团保合一体制、官吏掌控权力和士绅积极参政,均是清末团练制度下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中互动与博弈的集中体现。

甲午战争时期延边“越垦韩民”团练及其反对日本奸细的斗争

甲午战争时期，延边地方军政当局为了边疆安全，组建“越垦韩民”的团练，展开了反对日本奸细的斗争。这不仅是中国朝鲜族历史上与兄弟民族协同守边、一致对外的先例，而且是中国朝鲜族爱国主义运动的开端。这为日后各民族共同团结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从御匪到救时:道咸之际清廷团练动员的兴起

清廷针对太平天国的团练动员并非一次性的举动,而是于道咸之际经历了从最初要求广西一省“普行团练”,到太平军突出广西后逐步扩展办团区域,再到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向各省绅民发出总动员令的渐次展开过程。其间,随着各省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一些地区办团效果的初显,清廷对团练动员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使得“办理团练”从最初边陲省份的御匪之策提升为面向王朝的救时良方。同时,由于意识到地方官无力完成办团过程中劝谕、捐输等繁重事务,清廷将广西地方当局创设的以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办团的做法予以谨慎推广,并于发出办团总动员令后不久开始向各省大规模委任在籍绅士,随之形成的“团练大臣”群体则引发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显著变动。无论是通省办团还是委任在籍绅士,其推广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反映出清廷对于民间武力和地方绅士既欲倚重又不无担忧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