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国企的竞争化改造与国企分类改革趋势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即对垄断行业进行竞争化改造,包括纵向产业结构的运营模式改造和横向产业结构的竞争模式改造。深化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总的方向是放松规制,包括放松进入规制和放松价格规制,在改革路径和时序上要采取平稳过渡的渐进方式,严格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国企分类改革方面,应根据国有企业的合理分类,针对不同类别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举措。要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现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提高监管的针对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激励的有效性,并建立起分类改革的动态调整机制。

国企分类改革环境下国企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

当前,国企社会责任的议题面临着分类改革新的政经背景,相关讨论更趋复杂。国企作为一个企业,需承担与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国企分类改革看似把国企的"公益性"功能与"商业性"私利进行隔离,但本质上仍无法完全隔离国企先天性的角色冲突的挑战。分析国企的社会责任,须以准确界定国企的经济功能作为必要前提。在当下,需关注国企资本证券化过程中监管机制的特殊性。

国企分类改革下国有出资人模式的重构

分类改革是我国此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要实现分类改革的目标,必须对关乎国企管理体制的国有出资人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我国国有出资人模式主要有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两种。但无论是以国资委为代表的集权出资模式,还是以行业或地域为标准的分权出资模式,其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回应国企分类改革的要求,没有区分商业类国企与公益类国企而分别构建出资人制度。实际上,在国企分类改革下,有必要确立集权模式与双重模式并行的混合出资人模式。针对商业类国企应采国资委集权出资模式,由国资委专司“管资本”,剥离其监管企业的职能;而针对公益类国企应采功能双重出资模式,由多个部门分工协作,既“管资本”也“管企业”,实现有效监管的职能。

以国企分类改革理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创建中国经济学需要构建微观分析基础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就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经济学理论通常包括总量(宏观)分析与个量(微观)分析,宏观分析考察的是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微观分析考察的则是既定资源总量是如何配置的。任何对整体经济的分析总是要以一定的微观主体行为分析为基础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在理论上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遇到了一系列难题。

关于国企分类改革的一些问题,国资委是这样答复的

Q:国有企业分为几个类别?分别有什么特点?国资委: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和子企业分为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别。其中,商业类又分为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简称“商业一类”)和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简称“商业二类”)。

《民法总则》法人类型体系的反思与改进——以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为视角

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竞争性国企、功能性国企与公益类国企在主要目标、投资形式和评价体系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在《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法人类型体系中,营利法人制度符合竞争性国企与功能性国企的组织和运行规则要求,但与公益类国企的功能定位不符。域外发达国家倾向于将公益类国企设置为"特别法人"或"公法人",而不是营利法人或企业法人,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亦存在类似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当重构《民法总则》的法人类型体系,为国企分类改革提供制度依据。建议将法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公法人包含一般公法人(机关法人)和特别公法人,特别公法人下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和公益性企业法人两类,后者与公益类国企对应;私法人则包含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私法人三类。

如何理解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成为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本文将对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客观依据、路径选择与可能影响进行探讨。

公益类国企改革的思路与对策——以水务企业改革为例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本文选择国有水务企业作为公益类国有企业的代表,概述其所在行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当前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水务行业改革历程的梳理得出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国有水务企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3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的现状进行研究。主要发现:(1)国有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分类治理差异,而在对企业决策更具实质性影响的高层治理结构安排却仍没有显著的治理差异;(2)不同层级政府控制的国企在推进分类改革进程中存在差异,其中省属国有上市公司在推行分类治理上走在前列;(3)从时间序列上看,国有股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比较稳定且已显现出一定的分类治理差异,激励机制从2011年加快国企分类改革后才逐步表现出显著差异化的治理特征,而高层治理结构安排却始终不存在显著的治理差异。

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重大影响力,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但是在实际发展中存在着经营效率低下、经营机制僵化、市场竞争力不足、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有企业作为不断改革的对象,通过放权让利扩大自主权、承包制下发经营权到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新的国际贸易格局背景下,国企改革进入新周期,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分类改革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分析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内涵、逻辑和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分类改革提升了竞争类国企的投资效率吗?

本文以2015年国企分类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分类改革对竞争类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分类改革显著提升了竞争类国企的投资效率,且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对过度投资的抑制。考虑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后发现,分类改革对竞争类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仅存在于低竞争行业中,并且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在改革后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考虑地区差异后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分类改革显著提升了国企的投资效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分类改革显著改善了国企的股东治理,但未发现分类改革显著改善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本文从投资效率的视角为分类改革实施的积极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同时也为深化分类改革提出了建议。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