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信息下国企高管激励与腐败治理机制研究

现阶段有关国企高管高薪酬与贪污、腐败的报道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人们质疑国企高管高薪不能养廉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尝试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国企高管的契约激励,指出了国企高管腐败源于国企高管激励契约出现逆向选择、多任务激励导致高管道德风险加重以及与有信息的监管部门共谋所致,并就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进行治理提供激励约束和市场化监督改革的相关治理机制,以期为现阶段社会面临转型之际的国企提供理论研究的借鉴。

多角色国企高管的贪腐人生

江苏省常州凤凰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钱龙南,利用其担任不同国有企业及下属子公司老总、高管的特定身份捞钱,还不断与行贿人上演通过免除债务及退还贿款的方式混淆视听的戏码,结果被法院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国企高管的“田园牧歌”梦

麻布山下,向日葵花如期盛开。风吹花摇,蜂蝶翩然,游客们纷至沓来,涌入这座“城市后花园”,感受花香萦绕。这片花海,是钟瑛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麻布村打造的一个“田园牧歌”梦。从大型国企到自主创业,钟瑛一头扎进农业领域,带领着麻布村从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变身成为如今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国企高管薪酬现状及改革路径探析

近年来,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备受关注,利益相关者因审视视角不同而屡见分歧。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国企高管薪酬的外部竞争性、内部公平性与管理科学性的现状及其成因,提出了基于通用职位体系评估、全面薪酬调研及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改革思路,具体阐述了国企高管薪酬等级、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薪酬组合及监管机制的实施方案。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背景特征与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国企高管"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利用2000~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不同背景特征下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不同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政治晋升会加剧国企的过度投资,且该现象在地方国企中更为突出,在中央企业中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年龄越小、任期越短对政治晋升越敏感,企业过度投资程度也越高,而高管性别和学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拓展了国企过度投资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同时政治晋升是加重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原因之一这一研究发现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和有效落实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外部监督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果研究

随着"八项规定"的实施,国企受到的外部监督越来越严格,这种外部监督所带来的外部治理效果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2年12月出台的"八项规定"政策,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国企高管权力大小视角实证检验了"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发挥了有效的干预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在政策实施初期,相对于拥有较高权力的高管,"八项规定"对低权力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但是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差异会逐渐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使得国企高管的寻租方式发生了转变,过度投资成为高管获取私人收益的替代途径,并且高管权力越大,过度投资越明显。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建立纳入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薪酬管制;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提高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因此摈弃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国企高管权力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国有企业实施并购的过程中企业高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高管是影响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文章以2009~2012年发生股权并购的国有上市公司为例,依据国有企业终级控股人的特点研究高管权力对于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高管权力越大,并购绩效越差;国企高管权力越大而并购绩效越差的现象,地方国企比中央国企更显著。

目标冲突、实际机理与国企高管多重角色演绎

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特殊的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化的干预使得国有企业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市场竞争,必须肩负起社会、政治、经济的多重使命。一系列制度的出台使国企高管不得不肩负多重角色,而不同角色之间目标的冲突又会使得高管陷入选择制度忠诚的困境。在个人利益驱使、政治身份"催化"、国企监督机制缺失以及追责机制模糊等多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国企高管的腐败动机进一步显现。

多任务情景下国企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框架

多任务情景下国企高管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在分析国企承担的多项任务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多任务偏重变化对国企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认为国企高管为了满足企业或个人私利会产生盈余管理动机并引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政策法规的变化将加剧盈余管理行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入股也会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现有国企多任务对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由于选取的企业范围、数据时间和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不同,在影响方向及程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未能统一。未来研究可以引入国企类型和高管行为偏好,改进盈余管理综合计量模型,深入探讨国企控股权变化引发的多任务偏重改变与交互对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机理。

基于政治晋升预期调节作用的国企高管薪酬差距与离职率的关系研究

国企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越来越严格,在此背景下笔者构建了国企高管薪酬差距与离职率关系的研究模型,根据沪深两股市国企上市公司2006—2018年的财务数据和高管离职数据,用数理统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垂直薪酬差距、平行薪酬差距和行业薪酬差距对国企高管离职率的影响。考虑到国企高管“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笔者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模型中,从隐性激励的视角深入探讨薪酬差距与离职率的关系。研究表明,国企高管垂直薪酬差距和行业薪酬差距显著负向影响离职率,平行薪酬差距显著正向影响离职率;政治晋升预期负向调节垂直薪酬差距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平行薪酬差距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而对行业薪酬差距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于限薪背景下降低国企高管的离职率以及正确认识和发挥政治晋升预期在国企高管管理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国企高管腐败、风险信息与责任承担——基于党组织甄别免责动机的视角

立足于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探讨发生腐败行为的高管以风险信息为藉口的策略性信息披露对其责任承担的改变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进一步检验党组织针对腐败高管免责动机的甄别能力。结果发现: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是风险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腐败高管寄望于公司面临的多重风险压力为其腐败行为寻找借口;腐败高管在腐败发生年度多披露的风险信息显著降低了腐败高管在腐败暴露年度被惩罚的程度,风险信息在国企高管腐败行为中成为腐败高管的谋利工具;然而,党组织有效甄别了腐败高管利用风险信息免责的动机;当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程度越大时,企图利用风险信息逃避责任的腐败高管反而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

理性预期模型及分配公平性度量:透视国企高管薪酬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及其分配公平性是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将宏微观因素纳入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分析范畴,表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构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理性预期模型,进而以高管投入和所得为基础,设计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分配公平性度量方法,并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分配公平性给予了度量。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分配存在不公平性,具体而言,个体不公平性程度相对较低,外部不公平性程度较为严重;利用理性预期模型进行薪酬分配,一定程度上可弱化高管薪酬分配的不公平性。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国企高管的"高薪低能"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社会关注和质疑,虽然随着相关改革文件的出台,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改观,但实现"高薪高能"依旧路漫漫,需要几代人的上下求索。文章将对比分析中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特点和类型,探究国际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从而对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提出优化建议,以期提高国企的效率、保障社会的公平,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制度变迁、秩序规范与国企高管收入分配约束

从国企高管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与企业真实业绩脱钩、留存利润偏高、盲目攀比、晋升受阻官员的经济补偿和内外部约束六个方面对国企高管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表明,规范国企高管收入分配制度应从科学制定分配指导原则、合理挂钩国企高管薪酬与真实经营业绩、进一步提高国企税后红利上缴比例、严格限定享受高薪酬国企高管的范围、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内外部监管力度等方面着手。

国企高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

文章根据国企高管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在借鉴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型基础上,把国企高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模型构建为:经济责任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评价风险+处理处罚风险。同时对该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假设、应用方式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最后结合具体国有企业高管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对审计风险模型进行了验证。

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与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国企高管“高薪”现状及薪酬设计评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进入了关键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都是饱受大众瞩目。文章从介绍一般企业的薪酬及高管薪酬的设计流程和方法入手,通过相对薪酬水平比较来证实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过高的现实。同时,在回顾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薪酬设计为根本,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提出了几点关于我国国企高管薪酬设计的决策建议。

国企高管薪酬管理问题探讨

目前我国国企高管薪酬频遭非议。国企高管的高额薪酬是真正给股东创造了价值而得到的,还是凭借实际控制权和某种垄断地位而获得的额外报酬,值得深思和讨论。文章以200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国企高管层激励与约束机制相关文献分析及实证设想——基于央企相关股权激励与绩效数据的实证分析(上篇)

本文以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为基础,以暂行办法中明确的强激励、硬约束为切入点,针对央企高管层持股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建立实证研究模型,评价央企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