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会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于WIOD产业与微观企业统一体系估计

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大但攀升高度不足。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进行测算,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离世界最前沿分工距离越近,越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越大,进口质量越高、进口规模越大、进口下游度越大越能降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不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微笑曲线失灵。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微笑曲线存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够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中间品进口规模、降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来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快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快中间品内向化与国内价值链构建、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来推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嵌入、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与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以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为载体促成的服务开放,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切入点,利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数据系统考察和检验了一国FTA网络地位对该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探究了由服务质量差异引致的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调整对FTA网络地位综合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以一国自身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和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地位,通过服务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作用渠道显著促进该国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具体表现为生产步长延伸效应、技术提升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但嵌入FTA网络也会因国内外过大的技术差距抑制国内服务业创新,从而不利于服务出口,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同时,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整体上对FTA网络地位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根据效应分解结果分析,这主要是由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质量引起的,质量匹配驱动下国内外中间服务产品的再配置,削弱了FTA网络地位在供给端依托国外服务发展国内服务的作用效果。而来自非FTA伙伴的国外服务投入质量呈现正向调节效应。此外,上述调节效应在不同的分类型服务业、分类型制造业及不同国内投入密度的服务部门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

在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基于2010—2019年3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且主要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比较优势提升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并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仅显著存在于中度以下老龄化国家和非中心网络地位国家中。中国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产业高级化发展,加强培育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出口优势,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中的地位。

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际贸易变革提供了新动力,已成为推动外贸稳定增长,并提升出口附加值的关键。本文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实证检验了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且这一影响会因本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要素密集度和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机制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出口技术升级效应和制度质量效应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由此,本文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技术协同创新、强化制度化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Koopman等关于增加值贸易的计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在观察期内,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衡量的贸易规模增长了17倍,但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衡量的贸易利得却下降了25%。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升的主要动力依然来自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二者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75%和41%;而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贡献率仅为4%;此外,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目前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也明显不利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

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变动机制研究

在国内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探讨一省通过出口获得的真实贸易收益、实现渠道及其变化机制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和间接引致两部分,并按省内和省际生产网络对实现渠道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来考察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值贸易统计往往低估内陆省份和高估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收益.内陆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总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而沿海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较大,且省份差异随时间呈稳定性.内陆省份主要依赖省际生产链渠道,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而沿海省份则主要通过省内生产链渠道.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是由省内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和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的,而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省级对外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和出口模式,以及未来如何有效提升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参考启示.

基于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的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新观察

在国际贸易国内增加值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统计理念,将国内增加值中外国要素创造的增加值剔除,以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出口额来度量出口国的贸易利益,并据此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进行估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增加值中,只有58.9%是由中国本国要素创造的;在美国向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国增加值中,多达86.3%是由美国本国要素创造的。所以,即使是国内增加值统计方法也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得和贸易不平衡程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伙伴国经济特征、OFDI与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2000—2014年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应用王直等(2015)的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测算,并应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深入分析了伙伴国经济特征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双边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伙伴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济制度安排方面,制度距离在中国对欧盟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OFDI方面,中国对除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显著地提高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增加出口效益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何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文章以我国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渠道及影响效果,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且该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更为明显。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与“成本加成率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企业出口效益上升的内在影响因素,也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依据和路径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

国内中间产品创新、人力资本配置与出口国内增加值

基于中国双边-部门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显著提升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内向化程度和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实现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空间、技术密集度以及分工层次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错配弱化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效果,且这种弱化效应主要源于人力资本过度配置。这一研究对于协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平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价值。

FDI抑制还是提升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国241个地级市数据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敲门砖"。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试图从地级市层面出发,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通过对各个地级市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发现在地区分布上,外资进入水平高的城市DVAR反而比较低。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的外资企业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本土企业却产生了抑制作用;从地域分布上看,外资进入在水平渠道上对本土企业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则只在中部地区相对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对于不同地区和所有制类型而言,FDI的溢出效应取决于其正向的示范和人员培训效应等与负向的竞争效应的制衡。因此,优化引进外资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贸易便利化、出口国内增加值与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基于地级市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和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具有多重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而且贸易便利化主要通过扩大中间品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而实现中间品进口渠道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作用。考虑企业异质性,贸易便利化对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作用更大;考虑企业贸易方式,贸易便利化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较加工贸易企业更强;考虑产品异质性,贸易便利化更能促进企业核心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决策,提升产业集聚程度较强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同时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和拓展产品种类,以及增强企业出口的市场扩张效应。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

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和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新特征。旨在加强成员间“贸易政策协调”的深层次自由贸易协定(FTA)超越了WTO授权范围,对全球价值链驱动下的增加值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首先,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提高了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贸易的出口水平,而且对各子项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深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和组成结构对增加值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此外,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条款来看,WTO-X条款对国内增加值的出口效应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