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会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于WIOD产业与微观企业统一体系估计

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大但攀升高度不足。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进行测算,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离世界最前沿分工距离越近,越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越大,进口质量越高、进口规模越大、进口下游度越大越能降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不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微笑曲线失灵。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微笑曲线存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够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中间品进口规模、降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来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快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快中间品内向化与国内价值链构建、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来推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增加出口效益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何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文章以我国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渠道及影响效果,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且该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更为明显。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与“成本加成率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企业出口效益上升的内在影响因素,也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依据和路径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

FDI抑制还是提升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国241个地级市数据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敲门砖"。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试图从地级市层面出发,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通过对各个地级市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发现在地区分布上,外资进入水平高的城市DVAR反而比较低。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的外资企业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本土企业却产生了抑制作用;从地域分布上看,外资进入在水平渠道上对本土企业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则只在中部地区相对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对于不同地区和所有制类型而言,FDI的溢出效应取决于其正向的示范和人员培训效应等与负向的竞争效应的制衡。因此,优化引进外资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及驱动因素LMDI分解

文章首先以WIOD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到了44个经济体、15个年份和56个产业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DVAR并未偏低,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产业比较中发现,我国制造业的DVAR低于服务业,但在同产业的国际比较中却是制造业更高。文章通过对数平均迪氏(LMDI)分解定量测度了驱动DVAR的两个因素V(生产增加值率)和B(国内关联产业带动作用),发现B和V在DVAR的形成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二者负相关。以V的提升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导致B的下降,最终对DVAR的提升作用有限。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及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文章剖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其主要通过驱动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使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对于贸易方式、技术水平、所有制和区域不同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进而,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筑加工贸易新优势;加强就业引导,促进劳动力市场与开放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才市场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等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经济正面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偏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向挑战。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文章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负向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在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中间品及劳动力的替代所导致的,而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效应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并且从贸易结构变动来看,人口老龄化并未通过降低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进而获得总体企业平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被动”提升。进一步研究还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在混合贸易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与人口净流出地区企业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基于完全国内增加值率视角的跨国实证

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剔除进口中间产品的方法,构建高技术产业完全国内增加值率指标来衡量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对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跨国实证。结果表明:在1995-2005年期间,日本、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澳大利亚、法国、希腊、印度尼西亚等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快速提升,而中国、波兰、南非、土耳其等国则明显下降;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要素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本,研发经验和经济规模未对其国际分工地位产生积极影响。

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

研究目标:揭示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研究方法:通过修正Antràs等(2012)模型科学识别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运用OLS、2SLS和联立方程等计量方法从多维细化视角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形,该机制在多种外部冲击下依然稳健,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以“远离最优值”的形式与制造业耦合。研究创新:弥补了基于环节偏好视角剖析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关系研究缺乏的缺憾,将贸易地理优势纳入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的研究,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更加科学细致。研究价值:既能为中国走出制造业核心中间品“内源短板”和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困境提供一定的启示,也能为我国制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提升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中国区域的国内价值链(NVC)和全球价值链(GVC)视角来把握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增加值核算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997~2010年国内增加值创造和收益主要集中在中部和沿海地区,其中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GVC下增加值收益及其占比远高于国内其他区域;1997~2002年东北、东部和南部沿海、西南地区攫取的DVAR均有所提高,该阶段各行业增加值系数下降是抑制NVC和GVC下DVAR提升的最主要原因;2002~2007年大多数区域攫取的DVAR均有所下降,该阶段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NVC和GVC下DVAR下降的重要原因;2007~2010年大多数区域攫取的DVAR均有所上升,其中国内产业关联变动和内需结构调整均是阻碍NVC下DVAR攀升的主要因素,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和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则是有效抑制GVC下DVAR提升的重要因素。研究创新:构建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表,基于最终需求来源分解和分析NVC和GVC下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价值:探寻能够实现价值链攀升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距离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实现贸易竞争力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生产分工纳入异质性企业框架,从成本节约效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揭示出技术后发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然后,本文运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其作用机理在于技术后发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企业承接更多高技术生产环节,最终协同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拓展性分析表明,当与技术前沿越近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后发国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越大。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进一步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与技术距离视角,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分别提出对应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本文丰富了已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贸易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为科学构建适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提升新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理论和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文章拓展了Hulten等(2006)模型,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考察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在考虑不同指标测算方法、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渠道分析表明,降低企业成本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是互联网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后者的中介效应更大。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互联网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且互联网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差异化产品生产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互联网+"的应用推广和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优化如何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从企业微观层面对营商环境优化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显著影响,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一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具体作用机制看,营商环境优化会通过价值链迁移以及创新激励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不同贸易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以及不同地区的出口企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而且对如何从营商环境优角度探寻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对策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再测算——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

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是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考察二元出口架构下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的变动特点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引致的制造业出口DVAR变动远在对外循环之上;受制于"低端投入→低端制造"的分工路径,国内循环导致了出口DVAR攀升与低端转型并存的发展特点;随着竞合关系的变化,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已经成为对外循环中不可忽视的阻力来源。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与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

基于WIOD数据库和经适度修正的Hausmann等(2007)模型,本文从跨国层面测度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和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进而借助OLS、2SLS和联立方程等方法就前者对后者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明显高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这既表明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出口技术含量偏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超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进口,也表明未剔除"统计假象"条件下分析中国最终品技术含量,所得结论可能会存在一定偏误;(2)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型,中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对产品国内增加值率产生的边际促进作用最大,进口过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可能会对国内增加值率产生不利影响;(3)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国内增加值率的倒U型作用机制非常稳固,经济增速冲击、税赋冲击、中间品进口冲击和滞后1-6期的时间动态冲击均无法撼动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