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兼析国土空间体系构建下的国土空间治理趋向

研究目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体系表述的形成脉络及内在逻辑,并从国土空间体系构建视角探讨国土空间治理的未来趋向。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与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国土空间具有“区域”和“要素”双重特性,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旨在解决传统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缺乏统筹问题。从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的演变,实质上是不断推进迈向高质量发展、强化“区域—要素”统筹的国土空间治理。在构建国土空间体系的指引下,国土空间治理既要聚焦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绘就国土空间协调发展蓝图,又要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做好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统筹。研究结论:面向国土空间体系构建,国土空间治理未来应做好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区域—要素”统筹治理。

自然资源监管视域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探析:基于空间开发权配置的探讨

基于两级空间开发权理论,分析面向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自然资源监管流程,探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在自然资源监管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并从空间开发权视角出发,辨析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背后隐含的两级空间开发权“批发—零售”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自然资源监管视域下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建议,即强化“区域—要素”统筹,发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作用,在规划实施中完善各级“区域”的一级空间开发权 “批发”配置机制;进一步探索完善分级分类的空间开发权交易制度,促进规划安排的自然资源开发保护责任落实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县域国土空间“双评价”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山西省清徐县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而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县域国土空间双评价如何支撑县域规划一直是重点研究的问题。围绕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环境要素的选取、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规划优化4个关键问题,以山西省清徐县为研究区,提出基于短板-长板理论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和基于地区特色+上下协同的国土空间优化模式,构建适应地区特点的县域双评价框架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清徐县除西部山区、汾河两侧、潇河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外,其他地区均为农业生产适宜区和城镇建设适宜区;清徐县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规模主要受水资源约束,该地部分农业灌概区已超出水资源承载规模。研究合理划分清徐县生态、农业、城镇优先发展区,提出县域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优化建议,为清徐县等县域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提供了基础支撑。

面向治理转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路径探讨

研究目的:明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转型逻辑,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路径。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属于在地化的空间管制创新模式,是在新的价值理念与治理需求引导下的空间治理转型实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治理目标是实现国土空间系统性、激励性与高效能管制,其治理逻辑是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小闭环嵌入到国土空间治理大闭环之中,实现自然资源部内部治理“小协同”与以自然资源部为核心的多部门治理“大协同”联动。(3)可从构建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优化系统治理的“三条控制线”划定及管制规则、规范与创新国土空间用途管理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多部门权力协同机制以及利益调节机制等方面探索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完善路径。研究结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涉及多学科交叉、需要理论联系实践,将来研究要加强理论综合支撑顶层设计、关注区域差异鼓励地方创新以及尊重主体利益提高管制效能。

空间治理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衔接制度研究

从国土空间治理视角阐述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衔接的内涵,明晰用途管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并从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全生命周期管理各环节分析二者衔接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策略。从治理内容、时序、权限、效率等方面实现二者全面对接,能提高规划实施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以及用途管制的效率和效用。衔接过程中应致力于从制度设计上化解存在的问题并避免出现误区,探索构建以共同发力的协调制度、全面衔接的传导制度、权责对等的事权制度、紧密关联的监督制度为重点的衔接制度体系,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无缝衔接。从国土空间治理需求出发,在空间体系、传导机制、事权层级、实施监督等方面充分衔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完善技术标准、建立联动机制,为二者衔接提供保障,有助于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水平。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协调专项规划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专项规划的定位、分级分类及统筹各类专项规划的关键环节,提出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协调各类专项规划的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以“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为引领,建立“规划蓝图共绘制、底线约束共遵守、项目落地共保障”的信息化新机制,支撑专项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监督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多规合一”。

近40年海南岛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生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科学认知国土空间格局演化与生态服务的关联作用及主导影响因素,可为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采用空间转移矩阵、InVEST模型分析1980—2020年海南岛国土空间格局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综合生态服务指数(CESI)和国土空间转型生态贡献率评估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生态效应,最后运用随机森林模型探究生态系统服务演化的主导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近40年海南岛城镇空间持续扩张,农业空间不断缩减,生态空间先增后减,全域国土空间交叉转化总规模达到2717.11km^(2),其中以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的动态转换最为显著,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向城镇空间转换次之,城镇空间向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转换最弱。(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产水量分布呈现“东北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土壤保持、碳储量、生境质量及综合生态服务指数分布则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40年间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均呈现不同的程度的下降趋势,这是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恶化趋势大于改善趋势的结果,其中生态空间向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转换是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恶化的重要原因。(3)海南岛生态服务功能受到自然地理、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和政策的综合作用,交通区位、社会经济以及自然地理类因素影响作用显著,政策类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且各影响因素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呈现非线性相关关系。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江苏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完善现代化治理手段、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总结跨地区、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基于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层次同步编制的实践,探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跨区域协同治理通过城市定位协同、生态环境治理协同、交通协同、市政基础设施协同、文化协同等手段,实现不同空间协同治理目标的落实;全流程协同治理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磋商机制,实现省市县的纵向传导反馈和多部门、多条线的横向寻求共识,化解跨界地区矛盾;多主体协同治理侧重制度建构,保障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的多元参与。

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逻辑与实践——基于“规划—设计—治理”的视角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厘清其规划体系的构建逻辑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实施和作用发挥至关重要。从需求层次出发,阐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以浙江省为例,探索建立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表明:(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在需求层面上可体现为“功能修复—韧性提升—价值实现”3个层次。(2)围绕着“整体规划—深化设计—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作为专项规划的体系构建逻辑。(3)基于构建逻辑,将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梳理形成“编制—实施—支撑”3个体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要从需求层次变化的认识入手,以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空间价值为目标,在省域范围内通过纵向传导、横向深化及全流程支撑3个维度构建规划体系,为系统化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探索实施路径。

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模式演进与关键挑战

研究目的: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与模式演进,探讨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挑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理论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指多元主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建立数字国土、参与制定空间发展战略、实施资源优化配置行为,助力高质量国土空间构建的过程;(2)根据对象、主体与目标来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包括以数字孪生国土空间为基础场域,以政府—市场—社会多跨协同为重要形式,以系统重塑为核心目标三个方面;(3)数字化视域下我国国土空间治理先后经历了自然资源考察、数字地球建设、智慧地球发展、全面推进“数治化”4个发展阶段;(4)从传统国土空间治理向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需求高度分化、技术理性与民主价值难以统筹等现实问题。研究结论:多元主体利用数字化手段协同开展国土空间治理是加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扎实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管理体系、关联多元场景、完善技术应用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治理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路径

面向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的新要求,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的具体内涵进行解析,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的基本立足点是整体治理,关键聚焦点是动态反馈,重要驱动力是数字赋能,核心价值观是共建共治共享。在此基础上,提出“12345”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总体框架,并围绕业务牵引、场景驱动、数字赋能探讨面向数字化治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路径,以期加快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

“双碳”目标下国土空间优化的挑战与应对

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始终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多聚焦于对低碳空间治理思路、框架、工具的整体性把握,尚缺乏明确的碳约束目标及行动指南,亟待将“双碳”目标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体系、决策体系和保障体系,发挥规划在空间治理上的统筹引领作用。首先,国土空间优化光论“地”不谈“天”不行,也不能“就土论土、就地论地”;其次,低碳和“双碳”目标并不完全等同,要避免“双碳”研究中忽视国土,也要在研究国土问题中厘清“双碳”;再次,空间优化是个复杂动态过程,需要高度重视深度不确定性。因此,未来有必要建立国土空间抗解性识别分析范式和方法,开发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国土空间协同演化集成模型,构建国土空间多目标优化调控理论体系,并沿着科学认知、信息技术、智能规划、创新制度四个主轴展开深入研究和理论构建。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内容构成、动力机制与构建思路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应把握好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的构成内容,将新型城镇化、区域创新和区域可持续开发作为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的强大动力。其构建思路如下:以数字化赋能区域经济布局优化,通过区域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要素资源合理分配,培育空间增长极驱动高质量发展,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保障各类型地区协调发展,推进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体系构建研究——以佛山市为例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目前存在重经济轻保护、重遗产轻环境等问题,促进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能够有效推动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的高品质空间建设。佛山是一座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平衡好历史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以佛山市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在摸清文化遗产资源类型、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搭建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联动发展的分析框架,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首先,全面挖掘和梳理佛山市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文化资源,划定不同等级的资源集聚区;其次,提出“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空间保护体系构建策略;最后,构建“生态基底+遗产空间+遗产廊道”的分级分类空间保护利用模式。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从文化遗产单体保护到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系统性整体保护的转变,对于城乡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域国土空间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及保护方法研究

量化测度水资源承载力并制定相应的水资源保护措施,对于区域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运用DPSIR框架,评价了梁子湖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并对评价结果进行空间落位。基于评价结果,使用FLUS模型模拟未来发展趋势,划定了区域国土空间功能优势区,并综合评价模拟结果,确定了梁子湖流域的水环境保护格局。从量化测度和情景模拟两个方面构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流域国土空间水资源保护规划技术路径,可为区域水资源保护目标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提供参考。

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方案优选——基于“土地利用+生态效能”的双维复合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价值观,但当前对于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却缺乏定量评估的相关方法。论文对谢高地等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做了一定改进,并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多情景评估和优选,定量评估规划干预带来的生态效益。首先,认为生态服务价值受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服务效能这两个维度的复合作用,并探索了生态服务效能的修正指标和修正系数。其次,解析了国土空间规划作用于这两个维度的途径,即通过用地布局规划改变土地利用类型、通过生态措施影响生态服务效能,从而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多方案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以及优选优化思路。最后,结合武汉市法泗街道案例的应用示例,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空间治理视域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逻辑重塑、体系解构与策略构想

研究目的:基于空间治理视域,系统检视乡村地区空间规划实践困境,厘清新时期规划转型逻辑与理性、效率、公平协同的治理思路,进而提出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策略构想,为丰富国土空间管控底层逻辑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服务于新时期空间治理需求,是重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时代要求,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2)多规并行背景下乡村地区各类规划存在治理逻辑混沌、规划与实践脱节等问题,不利于乡村空间的全域全要素统筹;(3)“多规合一”要求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在角色定位、价值目标、规划思路和管控视域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需要促进空间治理理性化、资源配置高效化与主体权益公平化。研究结论: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注重实现规划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互动融合、全域综合管控与单元精细化治理相结合、完善多规合一与双向结合的规划传导体系、实现规划体系与土地产权关系相衔接、构建多元主体公平参与机制,助力乡村空间精细化治理和乡村格局优化重构。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问题检视与规范建构

国土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含了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和权域空间,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不再仅是介入空间生产的技术治理工具,而是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目标的施政方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法治化是国土空间规划取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托,也是证成其公权干预私权正当性的重要方式。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实质内涵是“良法善治”。“良法”表现为体系上的完整性、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功能上的指引性;“善治”则需要构建横向联结的整体性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以及纵向传导的“压力-反馈”型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受制于内在和外在因素,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面临着顶层设计付之阙如、规划法治基础薄弱以及央地事权划分不清等多重困境。国土空间规划中所蕴含的权利、权力内容及其复杂关系,决定了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法权结构主义对其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宜依循“空间权力-空间权利”的逻辑展开。空间权力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力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权的供给、空间规划权的配置以及空间管理权的创设,在权力配置上应体现出整体性、对应性和公共性。空间权利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目标。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权是包括狭义空间权(空间物权)和空间人权的复合性空间权利。空间权的复合属性及其立法缺失,以及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可诉性难题,亟待构建以“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为核心的空间权利救济体系。

黄河流域山东段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黄河流域山东段为研究区,结合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规模特征、动态变化和分布特征等方面对国土空间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多维度定量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规模特征方面,除乡村生活空间规模相对稳定外,其他各类国土空间增减特征显著;(2)动态变化方面,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的动态变化差异明显,且各区县单元综合动态度呈现东北高、西南低、中部突出的特征;(3)分布特征方面,各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这一特征在2010—2020年相对减弱;(4)驱动因素方面,研究区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受到地形地貌、水热状况、区位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是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地理基础,社会经济发展则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

中国国土空间韧性与效率的耦合关系及跃迁机制

在中国国土空间面临结构转型和“蓝图”重塑的关键时期,探究韧性与效率的耦合关系及跃迁驱动机制,对于破解国土空间路径依赖与低效利用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交互视角研究中国国土空间韧性与效率耦合关系的差异格局、动态演化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国土空间韧性和效率均符合区域发展菱形结构板块分异的共性特征,在数值指数与动态演进方面,国土空间韧性呈路径依赖与锁定,效率呈波动式增长等个性特征。(2)全国耦合关系与中部地区演化轨迹相似,呈现缓慢增长态势,四大区域呈东部(0.832)>中部(0.661)>东北(0.623)>西部(0.427)的梯度分异特征,东南省份与西北省份相比呈协作态势强于竞争态势。(3)跃迁模式的驱动机制表明二者耦合关系发展方向呈自西北向东南的“同向制约-反向发展-同向发展”梯度格局,并存在“产业-经济驱动、经济-产业-城镇化驱动、政府-科技-人口制约、科技-政府制约”4种跃迁模式。因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权衡韧性或效率的单一增长方式,还需要考虑二者耦合过程中不同跃迁模式的驱动机制,以期实现“共性兼具个性”的协同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