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博弈: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共同领事保护制度

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断发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共同领事保护的概念,《里斯本条约》赋予了欧盟理事会保护第三国境内欧盟公民的立法权限。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属于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高政治”领域,其推进深受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欧盟成员国通过政府间谈判,平衡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使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建立在互惠和可持续的基础上。同时,欧盟成员国的理性选择为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指引发展方向,使其展现出强大的功能价值。从消极方面来看,欧盟成员国对国际谈判的必要性认知不足、对主权让渡的敏感以及国家利益优先的思维制约着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发展,造成共同领事保护制度的国际谈判进展缓慢、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受限和国籍歧视现象的发生。为此,欧盟通过推进共同领事保护制度的国际谈判进程、完善其参与的共同领事保护格局以及优化共同领事保护的范围与保障机制,减少国家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推动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向更深入的一体化方向发展。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为破解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困境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

国家中心主义原则中理性国家及其道德的女性主义批判

"国家中心主义"在主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主流范式假定,世界秩序是其基本构成单位——理性国家——逐利行为的副产品。以"理性自主"的男人为原型,主流范式塑就了理性国家的身份特质,并就此割裂了性别要素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划清了国家道德与普遍道德的界限。理性与道德对立导致了世界秩序范畴对道德和性别的排除,最终将国际关系塑造成真正的"无女人世界"。

中国经济转型的政治逻辑——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

有关中国改革与转型的诸多宏观解释理论中，“现代化理论”和“政权稳定论”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理论。本文透过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从中国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两个基本分析向度入手，探讨了国家引导下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的互动机制和运行过程，阐明了中国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揭示了“国家引导”的发展轨迹贯穿于整个经济改革的制度逻辑和政策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政权稳定论”的解释得到了部分印证。

试论东亚地区福利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

在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国家中心主义是分析和阐述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与发展动因的一类理论方法。在当代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成长亦具有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特征。强势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工会等利益集团作用的弱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致使公众的公共需求意愿偏低，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因较少受到外部压力而握有很大的主动权。因而，这一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权威意志的直接产物，具有“自上而下”的主动型特征。On Characteristics of"State Centralism"of East-Asia Welfare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关照

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社会中心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比较政治学不断修正自己的解释力,社会中心主义在行为主义方法论下将政治过程视为"黑箱"从而关注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和模式化,忽视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回归国家学派将国家重新带回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历史制度主义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修正使比较政治学在关注国家结构的同时,还关注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中层制度变量的解释力。然而,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是西方理论和经验的产物,政党中心主义的兴起弥补了对后发展国家政治转型的解释。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在视角的转换中不断演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主权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理学研究中。某些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法律社会理论都显现其倾向。

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农民工身份城市化

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有其自身的偏好和目标。国家根据战略目标的调整决定农民工城市化的宏观政策。地方城市政府作为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实施主体,既受国家农民工宏观政策的约束,又兼顾其自身的责任和目标。国家农民工政策对地方城市财政和居民利益的冲击,会直接影响地方城市政府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化及责权的非对等性,使地方城市政府在国家政策执行中与国家目标相偏离。作为行动主体,地方城市政府以自身责任目标的实现为原则,对农民工城市化政策采取区别化对待、选择性吸纳、逐步开放部分社会保护项目的政策路径。现代社会的交互主体性和农民工身份城市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中心主义下政府政策的有限性。

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是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二者分别侧重社会和国家作为主导性力量来推动整体性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构成了现代主流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脉络。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前两种范式的解释力遇到了挑战。一种以政党为中心主导的,先由体制外产生的政党通过构建民族主义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与期望体系,实现新式权力结构革新,进而助推国家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逐步登场,并彰显了极具潜力的理论和道路力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政治逻辑与价值追求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理论与话语体系。从理论进路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治理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治理结构。从政治逻辑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表明了其"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诸主义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不同逻辑的解释而形成的观察视角,处于不同层次,并从系统性角度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批判性分析

本文批判性地梳理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国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社会关系,不同的内容都为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提供了视角,多种理论可以被视为包含彼此对立的内容的概念二元论。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论如何批评另一理论,也体现出国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这些二元分析可以归纳为:工具主义对结构主义,国家的资本决定论对阶级斗争决定论,国家中心研究方法对社会中心研究方法。除了存在如此众多的国家理论研究,还存在理论趋同的趋势,其中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阶级斗争和结构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之间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西方治理理论的反思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借鉴

为了应对国家统治模式、管理模式失灵的困局,治理以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为现实基础,强调社会作为自组织的核心作用。然而由于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下社会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局限性,导致治理同样会陷入失灵的困境。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西方治理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转换到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发展轨道。从治理的有效性来看,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下的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反思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从顶层制度设计、中层领域拓展、基层社会自治等三个维度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整体发展。

简析近代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兼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

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种国家治理模式,即个人中心主义模式、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和社会中心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是不同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阶段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其中,个人中心主义模式是第一批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采用的模式,国家中心主义模式是部分第二批和第三批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为应对先发展国家的压力和挑战而采取的模式,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大多是经历了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殖民遗产所形成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尽管都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或合理性,但都不是常态社会中应有的或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国家、社会和个人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变。

天命不复归:周朝国家衰败的历史政治学考察——基于国家形态、精英作为和族群关系的分析

周朝的国家衰败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衰败之一,是丰富国家衰败理论、探究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的重要资源。周朝是封建制国家,属于弱国家中心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分封制和宗法制在提供道德宗法血缘统治秩序的同时,亦暗含着导致统治基础不断流失的致命缺陷。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封闭导致了国家精英的衰败和僵化,弱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结构又使得国家自主性不足,两者共同导致国家精英在应对危机时的失败。文治传统和松散的国家结构,增加了国家遭遇外部族群进攻的风险,使周朝最终没有逃过外部族群的毁灭性进攻。国家形态缺陷、精英应对失败、外部族群进攻从发生原因上相互关联,在作用机制上叠加耦合,最终导致了周朝衰亡。国家形态和统治精英的基本情况及其互动关系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根本性影响,一个国家想要避免衰败,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维持制度的先进性并保持统治集团的高素质和内部团结,对危机保持敏感,同时防止中央统治资源被地方侵占。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党内法规性质新探

党内法规性质界定对党内法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党内法规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后,党内法规的性质开始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并形成了党内法规是法,党内法规是软法,党内法规是国家法,党内法规是高级法,党内法规具有法律和政策双重属性等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除了自身存在缺陷外,还普遍质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国家法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在批判和借鉴自然法学、法社会学和分析实证法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国家法中心主义”虽然认为党内法规不具有法属性,但是却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和建设政权的理论基础,与党内法规共同服务于党的目标和宗旨。党内法规的性质界定应当立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份,并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相协调。通过运用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党内法规的性质应被界定为由党的特定主体制定的具备特定形式的政党自治规范。

“服务下乡”的再思考——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诸问题探讨

作为"服务下乡"的主要载体,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是近年在政府规划下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工程,它承担着发展社区服务的预期功能,但也遭遇了一些困扰。在建设过程中,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受到国家不同角色的深刻影响,还可能与村民自治体系产生张力,加深社区行政化和村级自治组织边缘化趋势。而差异化的社区需求决定了"服务下乡"最终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等机制的协同,以运转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有效供给各类服务。

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以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转换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和社会中,从古至今都存在一种居于中心地位、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心力量。作为中心主体,它通过对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的形塑,构建了一种中心主义的国家形态,也因之成为中国这个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机制。晚清之际,在士大夫分化蜕变后,近代军队以其现代性和组织性暂时充当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心力量,实现了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次转换,即从士大夫到近代军队的转换。民国成立1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崛起,使社会中心力量由近代军队向政党的转换成为必然。但是,国民党取代北洋军事集团,仅是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第二次转换的过渡阶段,即半政党半军队阶段;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才完成了社会中心力量第二次转换和中国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转型。两次转换都体现了中心主体、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的变革和发展,清晰地彰显出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变迁逻辑。社会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转换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乃至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本文尝试为理解中国政治给出一种贯通式、整全性的新解释,为认识国家现代化的多样性和普遍性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所长霍耐特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主流正义理论进行了批驳:主流正义理论以分配范式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局限于消极自由的实现,无法解释人们对益品的共同兴趣;主流正义理论将程序主义作为正义理论的建构方法,无法充分阐明实现个体自由所需的社会前提条件,导致社会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脱节;主流正义理论将国家作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机构,没有意识到国家无法解决所有领域的正义问题。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区分即融合:西方“边境区”概念的学术史梳理

作为现代国家关系之下的一个分析概念,"边境区"一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作为潜在概念的阶段、概念的正式提出、概念的普及与深化这样三个时期。"边境区"一词的出现和普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国界和边疆等问题的研究视野的重要转向:它既是对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所盛行"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全球化之于国界和边疆所造成的冲击的重要回应,亦是对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跨境互动与合作的理论分析;既意味着对传统空间理念的理论重构,也意味着对于新的权力结构的学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