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谐文化与古代国家关系——从先秦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

中国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许多深刻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其中,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坚持"为政以德",为国家关系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以"协和万邦"为促进国家关系和谐的总体原则;视"和而不同"为实现国家关系和谐的本质要求;树立"禁暴除害"的用兵理念以保障国家关系和谐。这些思想为中国古代和谐国家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新中国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发展亦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倡导共建和谐世界提供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传统文化基础。

中亚水资源争议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

中亚水资源争议已成为影响中亚各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并日益成为中亚地缘政治的要素之一。中亚水资源争议的主要类型有分水不合理、灌溉与发电的矛盾、上下游水质差异等。尽管中亚各国为解决水资源争议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今后,中亚水资源争议问题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也面临一些机遇。

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演变模式及前景

从中国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历时性视角来看,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可能有五种变动模式:(1)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2)土改时期的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重关系;(3)集体化时期农民与国家是一种三位一体、城乡二元关系;(4)改革以来农民与国家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5)未来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可能前景,或许是一种多元一体、合作共赢关系。

旅游外交与构建我国新型国家关系问题探析

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境外旅游消费国,中国旅游业的非正式外交职能日益凸显,旅游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对外联系的新渠道和手段。文章在对旅游外交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深入挖掘的基础上,通过对中菲"南海仲裁"事件和中韩"萨德"事件两个旅游外交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具有灵活、非正式属性的旅游外交可以作为协调两国外交关系的助推剂和稳定剂,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后,文章在如何强化旅游外交顶层设计、助力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格局、提升国民自身素质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方面提供了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重构:比较的视野

从比较政党体制的视野来看,中国先是在民国初期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形成了共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其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形成了典型的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断强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仍属于一种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强调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开始逐步向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按照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重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特别是推动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使执政党进入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依靠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是加强国家建设和推动政治转型并使二者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新型国家关系的探索——兼论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争取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的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超越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的辉煌篇章,也是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致力于探索新型国家关系,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伟大实践。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2005年7月5日，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元首峰会通过联合声明，要求美国确定在中亚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随后，驻有美军基地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三国又分别在不同的场合重申此要求。中亚国家与美关系趋冷。与此同时，它们重新密切了与俄的关系。美俄在中亚的角逐发生了有利于俄的新变化。

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内涵及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国家关系

科学性、利他性、社会需要性和自主性这四个基本要素在同一逻辑层次上概括了社会工作能够成为一个专业所应具备的特征。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与国家的关系格局中,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专业的自主性比较弱。社会工作专业与国家的互动不仅仅表现为冲突和竞争,也表现为妥协和合作。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后发性和特定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体制等因素使得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各要素发展呈现不同的内涵。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从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儒学中所包含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合众为一、和谐共处等理论精华,历史上在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更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挖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既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战略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很有价值。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种全方位外交。在这一外交方略中,中国既希望与发达国家发展关系,同时也愿意与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推动南南合作。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四十年。毫无疑问,中拉关系目前业已进入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期。

吴越国家关系与分界的演变及对后世影响

春秋后期,吴、越国家关系演变导致吴、越分界处的演变。阖闾伐越前的两国边界为檇李(今嘉兴)一线;夫差伐越时将两国边界推进到钱塘江边;其后,因勾践采取韬晦之策,吴王夫差不断封还越人土地,以致勾践伐吴前吴、越两国边界又恢复至檇李一线。秦统一中国后,在原属春秋时的吴、越之地建会稽郡。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从会稽郡中析出吴郡。二郡以夫差伐越时的战时边界——钱塘江为界。"吴郡"存在350多年,对这一地区的吴、越文化的交融,产生重大影响。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启示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认同与调适、互动与和谐、博弈与冲突的关系。探索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的启示有五：一是国家制度建设是巩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根本，二是地方基层组织是稳定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石，三是赋税“取之有度”是维系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四是上下良好互动是维护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关键，五是加强国家治理是筑牢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础。这些启示有助于提高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建构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的三面相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三重逻辑

建立民主、独立与有效的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内容,探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是多样的,本文基于对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应变量而存在于我们分析逻辑中的"国家"以及既有政党—国家关系①论述的反思,提出国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作为"共同体"、"权威体"和"界际的独立体"等面相及其特质与意义,并论述了基于国家这三种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党—国家关系逻辑,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政党—国家关系等基本问题。

三国时期国家关系的地理阐释

魏、蜀、吴三国鼎立是我国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一次的分裂。其彼此间的征战与兴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形成轰轰烈烈的壮举。战争总是在一定地域上进行的,地理环境对于国家关系-政治、军事力量的抗衡以及作战规模与方式等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制约作用。魏、蜀、吴三国的国家关系-政治、军事力量间的抗衡多有一定的地理背景与自然基础。只有把这些政治与军事活动摆在地理的背景上,才能较全面地看清与理解地理环境这个"无所不在的伟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政策的基础。这包含两层重要的意义：其一。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传统，这个传统因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成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类似的命运和遭遇而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新中国的外交恐怕难以从容应对冷战时期的复杂局面。其二，中国在历经改革开放数十年后，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变化。

21世纪初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特点

21世纪初,中国继续实行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贯政策。在此基础上,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灵活和注重实效地处理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在结构上出现了以中国国家战略为中心、以周边国家为重点三个圈型层次;在内容上展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政治经济关系交互作用的多样性;在机制上呈现多边与双边关系并行不悖、多边外交制度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