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部分出资企业内部任命型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不同于刑法第9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标准的统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直接将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组织任命的从事组织、经营、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力地打击了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但也导致了一系列有违刑法谦抑性、法益保护原则的司法实践。因此,适用《意见》应从国企改制的背景出发,以刑法教义学的角度明晰相关概念,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法益保护性原则与公司财产不可分离的原则对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组织与实质要件进行合理限缩。以“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对任命组织进行限定,再以国有资产专属性与公共职权代表性对其实质要件进行限缩,如此才能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统一规制。

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再研究

通过再次研究我国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立法史和现行刑法第 93条的规定及相关的立法与司法解释 ,从宪法根据、学理和法理的角度界定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范围及逻辑关系 ,提出不宜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列为国家机关范围的建议 ,且在确定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时 ,将前者归属于政党或人民团体中 ,将后者归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建议将各级人大代表、签订用人合同的临时执法与司法人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均纳入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标准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准确界定 ,涉及到对各类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正确定性与量刑问题。但是 ,由于立法上对国家工作人员规定的有些内容不够明确 ,直接导致了理论与司法上的混乱。作者通过对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标准加以进一步探讨 ,以期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及司法、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解释简介与评说

现行刑法自 1997年修订生效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曾下达 7个司法解释 ,以明确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立法及司法机关相继颁布 4则立法、司法解释 ,以明确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审视 ,这 11个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在解释的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欠缺之处。司法适用中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 ,但作为法律解释 ,尤其是司法解释 。

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法制化问题探讨

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法制化,是反腐败斗争的强有力武器,对预防和治理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具有标本兼治之功效,是依法反腐、治腐的迫切需要。目前,财产申报法的出台和实施,已具备现实可能性。

“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若干问题辨析

《刑法》第 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除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外 ,应可以包括各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及政协各机关的工作人员 ;应当将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包括在国有公司、企业的概念之中 ,在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但不宜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同级的党支部组成人员视作“国家工作人员”

重新确定中小学教师的身份:国家工作人员

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备,导致教师的身份不明,其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为了更好地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必须在法律上重新确立教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并明确规定教师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的权利。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立法演变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在过去的30多年中,总体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收缩、又由收缩到扩张的演变,这种演变与国家的经济形态由单纯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大背景是相联系的。同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界定之难与司法适用中的困惑,还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以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有关。总的来看,目前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采"公务论"比"身份论"更具合理性,但对"公务"的理解不能过于宽泛。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

国家作为股东之一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经济犯罪如何定罪取决于犯罪人的主体身份,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本文从当前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出发,对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及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论述,并对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论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对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在方法论上需遵循融贯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要求。公务说的立场具有妥当性;但对公务应作限定理解,即必须是与国家有关的事务,需要体现国家的意志性。对受贿罪中"从事公务"的理解,应区别于贪污罪。受贿罪中的"从事公务",在范围上不限于行使公权力的场景,也包括国家以私主体出现时的情形。公务与劳务并非对立的范畴,管理性并非成立公务的必备要素;只要相应事务具有国家性的面向,即事务的处理权限可追溯至主权者的委托,则劳务性的活动也可能构成公务。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委派类主体与评标或政府采购活动中作为国有单位之代表的人员,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国家性,体现在国有单位意志的代表性与业务内容的关联性上。缺乏国有单位意志的代表性,或是业务内容与国有资产的监管没有关联,均不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从事公务"系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的本质特征。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除隐瞒境外存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应坚决摒弃"身份论"而采"公务论",因而区分"公务"与"劳务"没有意义,关键在于是否从事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公共职能。"公务"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具有相对性,出纳、会计、仓管员、售货员、售票员、收费员、车间工人等保管、经手国有财产的活动,虽属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公务而可能成立该罪,但因这类人员通常没有职权可以利用而无法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村干部虽可成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主体,却不是隐瞒境外存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委派到不含公共财产成分的单位的人员,不能成立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刑法》第382条第2款属于注意规定,因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能成为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身心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某市638名国家工作人员(年龄18~60岁)进行调查分析。结果638名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总分及各因子得分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结论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婚姻、工龄、工作负荷、个人特质、心理行为解脱、伴随情感宣泄的情感性社会支持等。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及防治探析

目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情况较为突出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有效扼制犯罪须通过政治的、法律的和思想文化的各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源头控制

职务犯罪在我国远没有得到控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原因在于没有消除职务犯罪的根源。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源头控制,不仅有相当的必要性,而且有充分的可能性。从源头上控制职务犯罪,一是要树立源头控制的目标,其次要提出具体的源头控制方案。

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界定之研究

由于现行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不明确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争议较大。本文着重从宪法学理论、法理学角度出发并结合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际,对准国家工作人员之范围作出分析界定,提出许多相关立法建议,以期对该条规定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商业受贿罪主体拓展的论理分析——以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为视角

商业受贿罪在我国刑法史上,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从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并趋于逐步完善的过程。刑法第93条将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实属不当。这些人员构成受贿的,应按照商业受贿罪定罪处罚,即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被委派到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只要从事的是商业活动,有受贿行为的,同样应按照商业受贿罪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立法探讨

从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的特点来看,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比一般公民和单位的行贿犯罪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的一些立法仍存在缺陷,应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从重处罚,扩充行贿内容,并增设罚金刑、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