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分裂国家法》非和平方式条款的规范释义

《反分裂国家法》是集反“台独”、反干涉、促和平于一体的法律,在“台独”分裂分子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渐进式台独”的新情势下,对《反分裂国家法》非和平方式条款进行解读具有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实体要件方面,基于原则性与灵活性考量,需厘清“台独”分裂势力的内涵与边界,同时结合《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的法律文本,释明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启动要件;程序要件方面,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军事法的体系解释,明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应急处置权的联合属性,并强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导地位。

《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分析

文章从宪政和法理的视角对《反分裂国家法》进行立法解析。在立法背景上,《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特殊性的立法,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在立法属性上,《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宪政性的立法,它体现了丰富的宪政法律精神;在立法目的上,《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和平性的立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在立法形式上,《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原则性的立法,而且体现了人性化的思想。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

无需法律的秩序——当代社会中非国家法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探究

中国有着浓重的乡土社会传统,在法律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在国家法之外,非国家法仍然在一些地域及领域成为人们解决争端的重要手段。这说明非国家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应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探讨国家法与非国家法二者的关系,探求在国家法之外非国家法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依法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兼论施行《反分裂国家法》应做好的若干工作

《反分裂国家法》充分体现了和平、宪政、法治和人权的精神,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法。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需要,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和国际惯例。当前,应认真做好对台的心理准备、文化工作、舆论宣传、统战工作、法制建设、经济互促互补和不放缓“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等方面的工作,为《反分裂国家法》的施行铺平道路。

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

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仍保留着传统而特有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即习惯法;与此同时,国家法的大量深入,逐渐成为社会关系调整的主导。两种机制的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必然带来两者的冲突与碰撞。为了切实增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协调并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才是可行的。

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之反思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现象,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现状,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本文在否定法制现代化即用欧美国家法律制度全盘取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法律至上”的理念绝对化的缺陷。在多民族国家应肯定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区别,揭示了国家法相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所存在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概括性、超前性、高成本性以及难以有针对性地及时、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体问题等特点。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法经济学视角下国家法的限度——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关系的重新定位

当下法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民间法具有"乡土性"、"依附性"及"弥补性"特征。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民间规则是通过私人自主博弈而实现的最优产权安排,只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妨碍了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的效果,国家立法的有限度地干预才成为必要。因此,依赖于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和自我实施的民间规则,才是产权安排的理想状态,是整个社会规则的根本基础。国家法不应介入低交易成本条件下的私人自主博弈,在高交易成本条件下不可替代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并应避免公共选择对集体选择的替代和排挤。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罔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探究——一种基于法律渊源视角的考察

通过法律渊源之视角,发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以前,不少国家的成文法典完全就是民间法的汇编;近代以后,虽然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立法群体专业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改进,但国家法中还是予以民间法一定的认可。民间法与国家法共生、共长于同质的文化土壤,二者有着共同的对于和谐秩序的价值诉求。因此,只有理性把握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现实互动与历史变迁——中国西部司法个案的透视

在中国西部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呈现出纷繁复杂、迷离扑朔的局面。其至少可概括为六种互动形式。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西部的互动现状及其变迁趋向 ,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 ,这对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惘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真实”与“建构”的二元对立——论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断裂与合作

本文借助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三个案例,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还原到具体情境中去观察和讨论。文章指出,在规范文本乃至法律运作的现实过程中,由于知识系统、价值观念及具体程序性等差异,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之间的断裂和冲突现实存在;但同时,在纠纷解决活动中,当事人,第三方"德古"甚至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在内,都并非囿于二元化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多元化的规范或权威之间相互利用、配合和弥补的趋势。我们需对学术话语所建构的二元分离加以反思,而超越"二元"模式的真正契机往往不是从立法领域,而是从司法及法律实践领域开始的。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乃是一种使人类事业受规则治理的事业。完整的法律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局限性。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民间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保证国家法的权威和尊严的同时,逐渐消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两者在法制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下的互动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