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基于美国经济制裁案例的研究

一国的国家安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建设实践上,其核心内涵或目标应该是使该国最主要政治决策力量具有决策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这种决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事务上,也体现在对国外事务上,主要指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不完全等同于现任执政者)所具有的可以作出让本国家或民族得以长期存续和发展而不被内外力量打断的英明决策的能力,其暗含的基础性条件是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在制度上、物质上或合法性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或支撑。从实践上讲,对当代遭受外来经济制裁的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被制裁国家的决策自主性能力,往往是影响经济制裁效果,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这在与发展核武器相关的经济制裁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否在政治制度上得到持续的和更高的支持,并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获取合法性上民众的普遍支持,将决定一国国家自主性能力的高低,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成效的多寡。该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安全建设具有较大和普遍的启示价值。

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路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为概念框架的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处于重要地位。面对乡村差序格局,探寻乡村治理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需要激发党组织领导下多方治理的新活力。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概念框架分析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有望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马克思认为国家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化解社会冲突的过程中包含了一种自主性能动力,这为之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构建了基础意蕴。基于此框架分析,中国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机制张力不足、治理统合力量不足和官员自利性偏好下的行为异化等困境,为此需要从国家自主性的建设主体、建设保障、建设基础以及建设支撑四个维度来解构国家权力的分配、行使过程,以期达到乡村治理的最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理论内涵与当代启示

在有关国家自主性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它明确提出并系统化国家自主性理论,并引起了学界对国家自主性问题的重视。以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和以密里本德为代表的工具主义研究范式就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主性,以及自主性的来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为研究对象,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与论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自主性问题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意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通过合理定位国家的角色与职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家在治理意义上的积极作用。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家自主性:埃尔斯特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构

作为“分析马克思”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尔斯特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国家自主性命题,并以此为角度解构并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通过对国家性质即公共性抑或阶级性的悖论指认,引出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思考。探讨国家自主性的前提首先是确立国家作为概念的自主性。传统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在本质上否认了国家的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得以可能的两种理论分别是关于国家的退出理论和国家的阶级–平衡理论。埃尔斯特在不否认马克思阶级–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肯定了国家的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国家建设的“双重难题”,即面临着如何实现规模治理与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发挥国家自主性,使其成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的自主性与对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自主性表现为,通过运用领导体制长期稳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自主制定与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性实践,中国自主推进现代化变革,逐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迈克尔·曼论国家自主性权力

迈克尔·曼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出发,指出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主要来自于国家权力的领土归属和中央控制的空间特性。曼特别区分了两种国家权力: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两者都是国家权力的领土中央控制形式的产物,反映了国家权力的不同面相,它们的运作方式不同,历史轨迹也不同。

1978年以来中国“国”与“民”关系之历史演进——立足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考

国、民之意涵及其关系结构关涉到三个层面,即产权、协调机制以及意识形态层面,二者的关系结构随着时间与空间而演进:1978年代,以农村为中心的国退民进;从1990年代开始,改革的中心位移至城市,国民关系结构是选择性行政集权与经济性放权并进的格局;2001年代以后,国家能力快速增强,国富民穷格局初现。国与民的互动是国家自我利益取向与社会整体利益取向不断调和的过程,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私有化、去集权化以及双轨制是其中的基本作用要素,它们既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表现的强大驱动力,也是目前经济国家化的重要导因。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

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

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孙立平回顾２０世纪中的几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３０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施行，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重构；在...

非政府组织的非均衡发展与国家自主性的巩固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这不仅将不会产生一个预期中的公民社会,反而会对国家的自主性产生严重威胁。从国家的立场,尤其是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揭示这种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逻辑和机制,分析其对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尤其是政府职能转变所提出的新挑战,探讨国家在面对这种威胁和侵蚀时所采取的策略并提出相关建议非常必要。

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家自主性

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经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场金融风暴不仅对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正在对发展中的中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转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场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及其机遇予以回应。为此,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和本刊编辑部联合邀请上海部分青年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开始不久,我们很难预测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相信,全球金融风暴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风险和挑战,而且也是机遇。它会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熟,它会孕育一个建立在自己文化土壤上,同时又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它会培育和发展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概念界定与结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例外情形"和公共权力异化四个方面论述了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新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密利本德和奥菲分别从结构主义、经验主义和韦伯国家观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概念。新国家主义者提出了"嵌入式国家自主性"概念。国内学者从狭义、广义和综合性层面理解国家自主性。本文通过辨析国内外学者有关国家自主性的涵义,界定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分析了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并初步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分析框架。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不恰当的权力配置使国家自主性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两极分化趋势,促使社会阶层结构走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必须重建国家自主性。重建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深入推进行政改革,调整国家与地方的自主性维度;另一条是培育公民社会,促使各种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

国家自主性与再分配能力:转型中国分配正义的一个解释框架

分配正义是与人类同生共存的问题。能否解决好分配正义问题,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影响再分配正义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作为"输入"端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一个是作为"输出"端的国家"再分配能力"。转型中国,由于受"国家自主性"流失的制约,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汲取能力"较强的基础上,并没有实现强大的"再分配能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分配正义。因此,要推进转型中国的分配正义,应该在确保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的前提下,重建转型中国的"国家自主性",以实现强大的"再分配能力"。

国家自主性困境及对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自主性简单地讲就是国家相对于各种社会力量自主行动的能力。现代国家,其自主性必须是适度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发展,但由于众多原因,国家与社会发展不均衡,国家力量肆意扩张。这种不均衡在转型期的后果就是国家自主性在社会的不同领域展示出不同的面貌:当强不强,当弱不弱,显示出尺蠖效应。这种尺蠖效应是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渊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建构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而走出国家自主性困境。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有赖于社会主义道德重构及切实有力的社会建设、法治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国家自主性: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变量

本文从国家的性质入手 ,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通过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源流和发展进行梳理 ,界定了国家自主性的内涵。认为国家自主性核心应该在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 ,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其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 ,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本文对国家自主性的组成要素进行了区分 ,并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 。

国际制度、国家自主性与低碳经济——兼论中国的政策选择

低碳经济是缓解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强以及各国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二氧化碳减排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不过,从世界范围看,低碳经济要从目前的制度规范型经济向实体型经济转变,需要妥善处理国家自主性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否则,气候变化问题就会被看做是外交事务,对它的关注并不会导致民族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当调整。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联性论析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既相互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国家自主性理论历经从相对自主性到潜在自主性再到实际自主性的发展变化,侧重强调国家行为逻辑与利益的主体性和超然性。作为国家贯彻自身意志的能力,国家能力既可指国家拥有的基本"潜能",也包括特定领域的"显能",更强调的是国家自主行为的资格与条件。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内在关联,不是简单的正相关逻辑。作为都涉及程度差异的解释性变量来说,基础性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前提与基础,国家自主性对于国家能力有着增强或削弱的双重影响。两者对于分析现代国家建构具有重要价值,但作为需要准确解释的变量,两者的关联性更需以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实证性研究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