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谈判药品对综合医院医保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利用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某三甲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提取该医院2017年和2018年统筹区内医保患者数据,分析国家谈判药品使用对医院医保管理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家谈判药品的使用提高了医保住院次均费用、人次人头比、药占比等。对此,应完善对该类药品的管理,提高医院医保管理质量,切实保障患者的医保待遇。

福建省推进国家谈判药品政策落地情况调研及实证分析——基于集中采购与特药药房数据

福建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国家谈判药品落地实施,调研显示,目前国谈药品采购供应相对较好,抗肿瘤药物、高值谈判药品供应充分,罕见病用药采购集中在部分地区,政府办医院是国谈药品落地的主渠道,但也存在各地区之间落地工作不平衡,儿童用药等部分国谈药品落地不充分等问题。本文分析了影响国谈药品政策落地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包括:优化国谈药品结算机制、优化相关考核指标计算方法、强化并细化国谈药品使用激励机制、政府办医院落实国谈药品使用主渠道作用、省级医保管理部门研究推进“双通道”管理实施办法、医保管理部门加强信息公开。

我院国家谈判药品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阐述我院国家谈判药品使用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方法将国家谈判药品在使用、监管及相关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国家谈判药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负担,但备案流程过于麻烦,以卫生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存在冲突。结论国家谈判药品的放开使用是国家落实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患者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缩减国家谈判药品的申报流程,放开国家谈判药品的使用,才能让广大参保人实实在在享受到医保改革红利。

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国家谈判药品采购使用现状:基于13个地区的实证数据分析

目的 分析国家谈判药品(以下简称“国谈药”)在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与使用情况,为相关政策的执行和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获取13个(福建、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青海、陕西、上海、天津、新疆、浙江)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立医疗机构2019—2020年的药品采购数据,以2019年新增谈判成功的70种国谈药为研究对象,选择用药频度(DDDs)、采购金额和日均费用(DDDc)3个主要指标,以2019年为政策前、2020年为政策后,采用简单“前-后”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结果 10种国谈药2019年和2020年在13个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无采购记录。2020年各样本地区国谈药采购品种数为24~56种,变异系数为45.2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购品种数超过总数的一半(>35个)。与2019年相比,2020年政策执行后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立医疗机构国谈药DDDs和金额分别增加了712.11%和61.37%,增长率在各样本地区间的变异系数分别为65.33%和130.71%,日均费用呈现“断崖式”下降,降幅为80.02%。经测算,2019年和2020年在样本地区同时有采购记录的45个药品,2020年累计节省费用40.61亿元,药品费用降幅为62.05%,13个样本地区费用降幅达41.68%~74.32%。结论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政策实施后,公立医疗机构国谈药日均费用显著下降,相比政策前省费效果明显,患者层面的用药可负担性显著提高。各样本地区采购国谈药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药品在患者端的可获得性明显提高。然而,国谈药的采购使用在不同药品间、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未来有必要加快“双通道”政策在各地区的落地执行,结合各药品特点及各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国家谈判药品可获得性研究——基于苏州市公立医院采购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苏州市公立医院国家谈判药品的采购数据,对国家采购药品的可获得性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影响可获得性的因素。结果显示,国家谈判药品落地后,药品总体可获得性提高,但具体品种的可获得性普遍较低;影响可获得性的因素有政策、适应症的发病率、存在同类适应症药品、医院的医疗水平和药品日均费用等,其中政策影响较为突出。对此建议:优化医保支付方式,鼓励药品的替代使用;增加社会药房供应渠道,分担医院使用压力。

国家谈判药品的医保管理实践案例研究

目的:了解三轮国家医保谈判准入药品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及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为促进后续谈判药品的落地实施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方法:本文基于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知情人访谈方法,对四个样本城市国家谈判药品的医保管理实践进行案例研究。结果:四个样本城市结合当地特定的政策背景和发展情况,分别从药品政策衔接、医保分类管理、定点药店管理等方面对国家谈判药落地实施进行了有创新性的探索和尝试。结论:各地医保部门需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对药品实行分类细化管理;加强药品使用的全流程监管和医保基金监测,保证基金的安全可持续;竭力消除医疗机构使用国家谈判药品的各方面障碍,使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惠及患者。

2018-2019年福建省国家谈判药品患者用药可及性调研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福建省国家谈判药品患者用药可及性并探讨原因,提出改善建议。方法: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医疗保险就医数据库,应用36+17种国家谈判药品的相应编码,提取2018.07.01-2019.04.30期间门诊、住院记录中的处方明细,采用Excel整理、汇总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1)36种谈判药品和17种谈判药品的用药总金额分别为5.00亿元和1.34亿元,推算年度医保基金支出分别为3.90亿元和1.05亿元。(2)省直属单位的患者人均用药金额最高,其次为福州、厦门;比较各统筹区曲妥珠单抗的相对用药人数,省直属单位和福州市的相对用药人数与目标患者数接近。(3)部分地市的异地就诊金额高于本地就诊金额。(4)三甲医院谈判药品的使用金额及使用人数最多,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对治疗慢性病的谈判药品应用较多。结论:自国家谈判药品纳入该省医保目录后,在该省得到很好的执行,福州地区参保人员的谈判药品可及性较好,异地就诊金额较少。但与其他省比较,未开通社会药店统筹部分限制了该省患者的药品可及性。

江苏省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系统梳理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的实施背景、发展历程,以及江苏省与各地级市药品的遴选管理、定点医药机构遴选、医保支付方式,为国家完善“双通道”管理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检索江苏省及13个地级市医疗保障局网站,比较有关“双通道”管理的政策文件和要求,应用ROSTCM6软件对江苏省各地级市“双通道”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并访谈关键知情人做进一步分析。结果:词频分析结果表明6个关键词出现频数超过100次,2个关键词出现频数低于10次;语义网络图表明,“双通道”政策核心要义为“医保”;各地区药品遴选数目、定点医药机构遴选标准和程序、支付待遇等管理存在差异。结论:“双通道”管理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地区间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相差过大、定点医药机构监管措施尚未形成、各地级市医保支付待遇差异明显、管理差异影响部分患者异地结算等问题,建议合理设定定点医药机构,制定完善“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动态管理机制,发挥普惠性商业保险的作用,完善异地结算管理政策。

基于多维尺度分析的国家谈判药品可及性问题研究

目的 分析从国家层面开展药品谈判政策以来国内对国家谈判药品可及性的相关研究热点,探索提高患者药品可及性。方法 通过文献计量统计CNKI数据库中2017年1月1日—2022年5月1日关于国家谈判药品可及性的关键问题。组织12名专家开展专题小组剖析多维度原因并总结政策建议。结果 国家谈判药品可及性问题主要反映在医疗机构、医保报销和“双通道”管理中,包括3个维度:(1)可获得性不理想。医疗机构中配备率和种类较低且临床使用意愿不高。(2)可负担性存在问题。医保基金运行压力持续增大,且部分患者用药负担改善不明显。(3)可持续性面临障碍。“双通道”管理中患者购药后的输注渠道不通畅以及药品使用存在安全风险。结论 以国家谈判药品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为抓手,实现服务方与支付方的有效联动,完善医院及医师绩效考核,建设多层次医保体系,同时理清“双通道”实施路径关键环节跟进配套服务,保障患者持续使用。

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落地症结与对策研究

目的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落地的动力及风险因素,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环节提出政策建议。方法从药品目录、药店遴选、医疗保险经办、使用监管维度梳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双通道”实施方案,结合文献分析和利益相关者访谈,从医疗保障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药店5方角度分析政策落地的激励和风险因素。结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已发文落实建立“双通道”管理机制。该政策有利于医疗保障部门实现药品供应保障多元化,但基金控费风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年度医疗保险总额调整等面临更大压力;有助于卫生健康部门实现医药分开,但政策协同性、医疗费用控制等面临更高要求;有利于缓解医院的药品配备和医疗服务压力,但增加了用药安全风险和管理难度,若外配处方不纳入总额预算,可缓解控费压力,否则不利于处方外流;有利于药店增加药品配备,扩大整体市场份额并向“双通道”药房集中,但加价空间减少,信息化、人员配备、药品管理、审核管理压力增大。同时,公众和医疗机构不信任依然存在。结论“双通道”政策的落地需要多方协同发力,采购与需求匹配,完善药品遴选和配备供应;政府与行业合力,优化“双通道”药房管理;药房与医院衔接,规范处方流转和药品使用;医疗保险和医疗协同,强化基金和药品使用监管。

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模式实施现状及优化建议——以S市为例

目的:分析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运行现状,并提出政策建议。方法:对S市国谈药品“双通道”政策进行梳理,以乳腺癌靶向药物“注射用曲妥珠单抗”为例,研究国谈药品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结果:S市国谈药品“双通道”模式实践较早,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但在运行中存在一些共性问题。结论:医保部门要根据地方实际,从医院、医药、医保三个方面优化政策,打通国谈药品入院通道、保障药品质量、加强信息化建设,确保“双通道”模式的顺利落地。

DRG付费下国家谈判药品政策落地的实践

浙江省宁波市在DRG付费下,将国家谈判药品按实际费用折算为DRG点数进行支付,以此鼓励医生使用国家谈判药品,切实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对此,结合目前实际,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国家谈判药品监测评估机制,单独考核国家谈判抗癌药品,积极推进内科日间治疗,加强对医保定点药店的监管。

国家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的制定策略研究

目的:探索科学、合理的医保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制定策略。方法:梳理国内典型地区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的实践经验,基于委托代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索可行的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制定策略。结果:基于典型地区实践,本研究总结出五类常见的先行自付比例制定方式,认为第五类差异化形成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区间的方式更符合新时代医保管理需求。同时,本文从医保、患者、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四方视角分别提出了影响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的因素,并设计了基于“基准比例和调整幅”的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的制定策略,能够在保证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平衡患者用药负担,促进临床用药合理化。结论:建议各地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制定机制,探索谈判药品先行自付比例动态调整机制,在此基础上可逐步完善常规乙类药品的先行自付比例管理。

国家谈判药品使用对医院医保管理的影响及解决办法

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药物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创新药物问世,这些药物的出现不仅会带来显著的疗效,还会带来医疗费用的上涨。为了缓解患者的治病压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最新的医保药品目录,并积极推动医保政策落地,确保参保人员都可以享受政策优惠。而在诸多药品中,国家谈判药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国家医保政策落地必须建立在国家谈判药品医保政策的基础上,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经相继发布国家谈判药品管理事宜的通知,保障谈判药品供应水平,满足广大群众的用药需求。

某医院国家谈判药品引进管理的经验探讨

目的通过整理分析某医院国家谈判药品“零库存”管理的使用情况,为进一步优化国家谈判药品的采购流程和管理方式提供经验参考。方法制定医院国家谈判药品的采购流程,公示临床药师审核监管的相关结果。结果国家谈判药品引进流程优化后,采购时间缩短,全院药占比未受影响。临床药师审核重点监控、中成药、抗肿瘤品种仅存在少数不合理情况。结论该院采取的“零库存”采购及临床药师审核制度,可简化采购流程,从而缩短患者等待药品时间,同时加强药品的监管,避免滥用。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谈判药品落地政策分析

国家谈判药品政策是降低药品价格、提升重大疾病保障能力的重要政策举措之一,目前已进入常态化趋势。文章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工具和利益相关者二维框架,分析促进国家谈判药品落地的相关政策文本,对政策进行量化编码,探讨现有政策的侧重点及不足,为后续政策的制定及优化提供一定参考,进一步提高国家谈判药品的可及性。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我院遴选评价的转化应用探索

目的:积极推进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常态化落地,提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水平及透明化程度,促进药品回归临床价值。方法:依据2022年5月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制定下发的《河北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化学药品)目录遴选评价表(试行)》中的评价体系,针对拟遴选入院的61个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从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其他属性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47个国家医保谈判西药中,29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34个药品前4项评分≥60分;39个药品总分≥60分;24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7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14个国家医保谈判中药中,同时满足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的药品数量与同时满足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的药品数量均为6个。结论:本研究运用量化评价体系对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指标进行全方位评价,赋予量化分值,构建满足医疗机构需求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综合评价数据库,通过综合分数来提取出“优”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过程快速、科学、公正、透明。

2018—2022年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以下简称“谈判药品”)使用情况,为优化与调整医院药品目录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2018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谈判药品的使用情况,比较谈判药品谈判前后药品单价、销售数量及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均费用(DDC)等变化情况。结果 2018—2022年医院使用的谈判药品品种从原来的5种增加至24种,分析比较的13个药品中有11个药品经谈判后单价降低,7个药品经谈判后纳入医保及医保门诊特定病支付目录。DDC平均降幅36.43%,DDDs平均增幅1 770.31%,该项政策施行提高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销售数量显著增加。结论 通过降低药品单价、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方式实现谈判药品销售数量显著增加。谈判药品经济性提高,有效减轻患者负担,促进医院用药合理化,提高药品可及性和效率。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落地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目的:分析L省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使用现状,评估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的落地实施效果,以期为政策优化与完善提供实证参考与经验借鉴。方法:从谈判成效、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三个层面评估分析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的落地实施成效,并从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病种和典型药品四个维度探究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的落地实施特征。结果: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谈判成功率达82.31%,价格平均降幅达60.10%,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L省的配备率达96.53%,患者自付比例、次均费用和次均自付费用分别为36.25%、442.11元和160.27元。讨论:建议各级医保和卫健部门协同做好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指导工作,提升药品可获得性与购药便捷性;持续开展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落地实施效果跟踪评价,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各统筹区因地制宜开展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相关政策解读与宣传,提升政策知晓度。

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临床实践前瞻性研究

目的:总结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临床实践的结果和经验。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8年7月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临床实践的病历资料,对国家谈判药品使用情况、患者基础信息、治疗方案、不良反应、随访及患者经济获益统计分析。结果:该研究纳入男性患者37例,女性患者28例。临床药师调整治疗方案13例,占比20%;肺癌方案调整9例,占调整方案比例69.23%。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26例,占比40%。性别、年龄与ADR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疾病种类用药与ADR发生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临床药师给予ADR干预措施21条,ADR好转率96.16%。随访150人次,面对面随访116次,占比77.33%。希望电话随访31人,占比58.49%;希望一月随访一次36人,占比67.92%。患者直接用药经济成本最大降幅68.67%。结论:国家谈判药品使患者经济获益明显;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治疗管理,促进患者疾病诊治、优化治疗结局,加强患者ADR处理能力,提高用药依从性;同时对国家谈判药品政策落地提供真实世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