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与“盟国友情”的选择困境——战后国民党集团重划领海界线案考察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三海里令。此次领海法令的颁布在中国领海制度发展史上虽然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一规则的采用具有局限性,无法充分保障中国领海主权和利益。随着战后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三海里规则,纷纷扩充领海范围。国民政府当局亦注意到了这一新趋势,内部开展了重新划定领海范围的讨论。军事、经济等部门均提出扩大中国领海范围的要求,但国民政府最终屈从于“国际公法”或顾及“盟国友情”而不得不追随海洋强国的主张。这种状况一直影响1949年以后据守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集团,直至1979年,台湾地区当局宣布放弃“三海里令”。战后国民党集团重划领海界线案表明其对外具有较大的妥协性,在追随“盟友”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自身海洋权益的追求。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救济复员川军的困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实行精兵主义,减少国防开支,遂全面推行整军复员政策,对现役国防军进行大规模裁撤。然为应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复员官兵,国民党政府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救济安置措施,以图改善包括复员川军在内的复员国民党政府军之生存境遇,但由于其善后统筹工作严重滞后、基层组织涣散、行政效率低下、党内各派系之间纵横捭阖及地方实力派的强力杯葛,导致了救济安置复员官兵的计划最终失败,并诱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凸显了国民党政府战后政治力量的衰颓,昭示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失败的必然命运。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即国民党战场;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解放区战场。这两个战场,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人民艰苦奋战的硕果,其中也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功绩。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部起义问题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部起义问题刘喜发，王忆宁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最生动、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大决战的时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人民一边，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国民党反...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

上海帮会(以青帮为主)于民国后依靠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支持,以转运包销鸦片、包赌、包娼、贩卖人口,获取巨额财富,并形成一支称霸上海的黑社会势力。20年代末期起,在国民党政权下,上海帮会的首领人物,依附于国民党政权,与“党国权贵”深相结纳,与特务机构蝇营狗苟。清朝时旧式帮会原为“非法”的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在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帮会却演变成“合法”存在的,依附于南京政府的一支政治力量。本文仅对上海帮会在国民党政权下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作一番粗浅探讨,权为抛砖引玉。

国民党军队撤离新疆始末研究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北五省国统区发起“大进军”,随着陕、甘、宁、青四省解放,孤悬塞外的新疆局势亦风起云涌:一方面,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信心的美国政府希冀经营新疆为抵御共产主义阵营南下印度之最后堡垒,故对新疆采取种种渗透和颠覆活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军方高层或认为与中共仍未决胜负,遂打起“内调”新疆驻军参战的算盘。新疆的十万驻军不仅是可以支援战局的机动力量,也是在险恶的外部环境下保全领土的关键因素。在“保全国土”与“戡平内乱”的纠结中,国民党决策部门与地方军政当局就新疆驻军及国民党上层派驻新疆人员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最后作出“起义”和“撤退”两种相对和平的选择,这也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国民党退台初期台湾地区财政转型述论

国民党退台初期,财政状况严重失衡,经费主要用于军事开支。国民党当局利用美援、税收、债券等手段平衡收支,为了获得美国援助,不惜牺牲财政独立性,又强征“防卫捐”才勉强实现收支平衡。这种服务于军事的“战时财政”严重拖累经济建设。到了195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国民党当局转变传统的财政观念,积极利用减税、奖励投资等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地区经济由此获得发展动力,开始步入发展的轨道。由于两岸和平前景的存在,财政转向不仅发展了台湾地区经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遇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冒险行为,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

一九三八年中共领导人“恢复国民党党籍”事件新探

1938年6月,国民党中监委通过决议,宣布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7名中共领导人在内的26人“恢复国民党党籍”,中执委随后发布“未经批准”的声明。这不是一次乌龙事件,其实还涉及国共双方关于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分歧。中监委的决议客观上恢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办法,而中共中央长江局随即进行“不承认”的反制。始终抗拒“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中执委以微妙方式推翻前议,中共中央则认为公开承认中监委决议利大于弊。各方的不同判断导致事件发展一波三折,该事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

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对留美知识分子的联系、调查与宣传

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维系对留美知识分子的向心力,针对留美学生和学人开展了一系列的联系、调查和宣传活动。驻美“大使馆”、“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自台赴美人士和“行政院”辅导留学生“回国”服务委员会等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学生和学人,并尝试建立联络体系;广泛开展一系列调查活动,以书面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了解留美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信息,把握学生和学人政治倾向;通过走访宣传、书面宣传和无线电广播宣传等方式,刻意散布台湾地区“进步”消息,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介绍回台途径。这些活动产生了一定作用,使国民党当局对留美知识分子有了较深程度的认识,为其后续加强对学生和学人的管控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这些活动难言尽善,无法从根本上阻挡留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日渐疏离。

以“小组为本党之基本组织”——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基层党务组织及其运作实态(1952—1969)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内地时期,基层组织素来虚弱,退台改造结束时明确以小组代替区分部作为其基本组织。蒋介石重视小组的地位,力图将其打造成为国民党员的“第二家庭”和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工作站,成为连接国民党中央与基层组织、组织与党员、党员与群众的枢纽,小组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小组划编强调特殊性和实用性,小组规模始终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小组组长职务乏人问津,小组会议或难以召开,或流于形式,小组工作有名无实。这表明国民党退台后的基层组织虽较中国内地时期有所改观,但依然疲软,难以在台湾地区“生根”。国民党小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落差,也折射出蒋介石的治党理念与该党组织体制之间的冲突。

冷战前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以新、马、印尼为中心

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始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内战期间一度低迷或中断。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影响力在冷战时空背景下逐渐回到东南亚,此可谓亚太地区冷战脉络下的历史产物。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的整体实力毕竟有限,所能发挥的作用亦有其局限性,只能在美、英等西方大国所建构的“反共”围堵网络之下,推进有限度的境外秘密工作,稍一超过范围,即遭遇严重阻碍与挫折。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的秘密活动,与蒋介石的军人性格及蒋经国所主导的情报工作密不可分。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一隅,蒋介石缺乏广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陆”。以有限的力量与资源秘密支持“反共”邻邦,或者设法在亚太地区布建“反共”网络,稍可经解想要回到祖国内地的两蒋父子胸中的抑郁苦闷,并藉以维系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正当性”。

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衰落之历史原因——以政党适应性调整为视角

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中国民族主义当是其最重要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以追求国家统一为其核心内涵。国民党迁台后,为了适应岛内外剧烈变化的局势发展,其在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开始了政党适应性调整。从政党生态上看,蒋经国到李登辉的一系列党内改革使国民党不断“本土化”与“台湾化”;从政党发展上看,“党国体制”面临崩溃,使国民党开始从威权支配型政党向选举竞争型政党转型;从政党动员上看,国民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中国民族主义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虽然国民党的政党适应性调整使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生存下来,但也引发了党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衰落。缺乏政治远见的政党适应性调试加剧了国民党的结构性突变,导致其政党内部分裂、核心价值缺失、支持基础萎缩,最终国民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渐行渐远。

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党员训练制度及其成效初探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颇为重视党员训练工作,并在改造结束后将党员训练从吸纳工作中分离出来,单独办理。从1953年的《党员训练工作纲领》到1958年的《训练工作纲领》,直至197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训练制度未有根本上的变化。作为一项日常党务工作,党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实施入党人及党员基本训练,研读蒋介石讲词和国民党重要文件,举行小组专题讨论、时事座谈及研究中共发展态势,编发党员训练教材等。这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党员训练工作流于形式,训练成效要打折扣,以致该党组织发展理念未能真正贯彻到底,组织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发挥工作效能。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弊端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暴露出军政矛盾愈演愈烈、政工人员始终匮乏、政工人员地位低下、政工人员自身能力与素养存在问题四大弊端。国民党高层虽知晓这些弊端,却始终无力解决。战后,军队政工弊端继续发酵,最终成为“毁灭的种子”。军队政工不能发挥预期效用反而制造诸多问题,是国民党败给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之一。

困境与破局:论国民党文化“围剿”与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的交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文化“围剿”有其内在的缘由与策略。国民党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重夺文艺话语权的意愿以及蒋介石文化复古主义的排他性是国民党开展文化“围剿”的具体缘由。以次充好、以古非今、软硬兼施以及选择性虚无则是其文化“围剿”的具体策略。在此过程中,中共以调适文化战线、廓清思想谬论、高扬思想启蒙以及把握社会脉搏作为破局之道,在破解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东江纵队对国民党在粤军政当局的统战实践研究

加强对国民党在粤军政当局统战是东江纵队组建、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东江纵队对国民党在粤军政当局的统战,有其极端恶劣生存环境、异常强大共同敌人、较为明显统战优势等特定背景,创造了借助港澳青年及华侨爱国团体名义以破解创建困局,借助公开合法名义推动人民抗日武装创建,照顾国民党人士及家属利益以巩固统战联盟,团结国民党基层政权和部队“中间派”以壮大统战力量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上述统战实践启示我们,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坚持教育和转化相结合、“统”与“战”相结合、上层和下层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