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女子警察的现代性建构路径

近代女性在走入职场的妇女解放潮流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塑。其中政府作为近代职业女性重塑的关键力量,发挥着直接且显著的作用。女子警察职业的产生充分体现南京国民政府形塑近代女性职业的制度化方式和意图。本文利用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结合警政资料、汇编档案、期刊等相关史料,从政府本位全面再现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女子警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警务理念性别化、专业训练、警务工作再社会化、媒体认同等途径造就了女子警察新旧杂糅的现代性,形式上打破警察职业的性别隔离,促进了警政现代化建设和妇女解放,实质是按照男性心中的女性警察形象去塑造。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女警察展现的是“不柔弱、不摩登、模范尽职”的主体性,走的是一条循规蹈矩的缓慢发展之路。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国民政府封锁长江歼灭日舰谋划及其抗战意志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华步步为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则日趋坚定。面对日本海军阴谋控制长江并分裂中国的挑衅,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地研究制定了封锁长江、歼灭日本战舰的计划,并在最后关头付诸行动。“十四年抗战”前期中日在长江一线攻防态势变化,反映出国民政府抗战决定由被动走向主动的心路历程。国民政府在实施封江计划阻击日寇时,因军事指挥不畅、中日军备差距,以及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调整等原因,未能把握战机果断出击,让日舰携日侨侥幸逃脱了包围圈。国民政府最后将封江歼敌计划变为“江阴沉船”阻敌策略,搁浅了日军溯江而上的企图。

抗战与重建:国民政府派遣赴印度研究生的行动及其影响——以中国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为节约外汇支出,实行严格限制出国留学的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扩大,中国与英美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以及印度深邃文化的吸引,加上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赴印留学等因素,中国政府从抗战重建的思路出发,在抗战后期派遣了一批研究生赴印度深造。这些赴印研究生的选拔具有候选人经历丰富、注重盟国合作、规模较小、学习形式多样等特点,不仅为国家战后重建培养了急需的人才、进一步规范了留学生选拔制度,而且还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教育与文化的交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近郊公路建设与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武汉近郊公路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此期间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上线路有限、质量较差。出于统一管理和建设事权的需要,公路运输企业亦逐步由商办收归官办。稀疏的营运线路、破烂不堪的路基地面以及事故频发的汽车车况,都使得公路客货运输总量长期徘徊不前。线路规划缺乏科学性、票价过高、铁路及水运方式的竞争、城市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都是造成近代武汉公路事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公路事业的真实写照。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演变(1932-1935)

从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反复显著变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二是国民政府在善后谈判的过程中采取妥协求和的外交政策,日本暂时停止在华北地区扩大军事侵略行为;三是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试图推动中日和平合作、亲善提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之所以如此变幻不定,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过分悬殊,国民政府面对日军武力侵略,首先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英美等西方列强居间斡旋,然而苏俄、英美等国并没有给予国民政府实质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孤立无援、节节失利,转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选择一条消极抵抗、妥协求和的应对之道。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关东军挑起华北事变,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对日谋求和平合作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全民族抗战最终爆发,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军事行动之探析

1943年初,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亲英派企图阻止盟国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往内地,此举引发国民政府强烈反应。国民政府积极采取军事行动,向青海玉树地区秘密部署军队,这一系列举动引起西藏上层亲英派和英国的高度关注。英国采取种种外交手段阻止国民政府用兵西藏计划,并劝说西藏地方政府重启陆运。驻扎于青藏交界地区的军队在陆运重启之后并未返回原驻地。英国在太平洋会议上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关于国民政府不会发动内战的口头保证,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却得知国民政府在西藏东部再次增兵。英国认为国民政府有借武力解决西藏地方政府不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等问题的计划,可能会损害其在藏利益,遂联合美国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压。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国民政府实现重启陆运,确保治藏主权。

烽火淬炼——本土建筑师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实践及其对职业诉求的影响(1937-1945年)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是抗战期间统一调配重大战略资源和集中建设国防工业厂矿的政府机构。文章基于建设机构史视角,直面战争之影响,爬梳了海峡两岸的设计图档、技术合同、沟通文稿和珍贵影像,将历史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还原出1937年至1945年间本土建筑师群体在资源委员会的协作概貌,重点分析了5位建筑师参与的设计实践过程及其技术贡献,结合特殊时期的历史背景,进一步探讨了战时工业建设对建筑师职业诉求的短暂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立法依据问题探析

为了控制思想和战时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严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主要审查法规为1934年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1938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三个修正版。通过对其上位法《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原稿审查制度存在立法依据不足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立法依据存在问题重要原因在于“以党代政”和“以党透政”审查模式。

1942年国民政府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

1942年,蒋介石对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访华的态度,经历从拒绝到谨慎邀请再到积极欢迎的变化过程,这与居里第二次访华后,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变化几乎同步。出于对美国军事援华与印度独立的重视,国民政府迎接威尔基访华即是对居里访华未竟问题的延续。但经孔祥熙、王世杰为核心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多次会商,形成的《对威尔基谈话时应注意之问题与要点的拟议》并未涉及上述问题。威尔基在会谈中主动抛出军援与印度问题,反令蒋介石措手不及。威尔基访华并未达成实质性成果,这既有“总统特使”与美国驻华使馆之间摩擦的因素,又与国民政府高层准备不力相关。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分区监察制度之运作与地方社会——以湖南湖北监察使苗培成为中心(1940—1945)

为行使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创设分区监察制度,派监察使巡回监察地方。全面抗战期间,分区监察制度逐步完善。以战时担任湖南湖北监察使的苗培成为典型案例,可呈现分区监察制度的运作实态。在任期间,苗培成认真履职,先后十余次巡回视察两省数个县份,考察地方情形,行使建议、纠举、弹劾等职权,展现了分区监察制度与战时湖南、湖北地方社会的互动。苗培成勤勉敬业却收效甚微,诸多痼疾未有改善,揭示了分区监察制度的困境:制度设计与现实情形割裂;付诸实践时重形式而轻实质,有将“视察”等同于“监察”之嫌;与党权、军权、行政权相比,监察权始终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监察权无法切实发挥作用是国民党政权在战时日趋腐败蜕化、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中印公路又称“康印公路”、“滇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筑的中国至印度的国际通道。广州沦陷之后,中国海上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计划修筑一条经西藏到印度的国际交通线,以支持长期抗战,并解决一系列内政外交国防问题。英国政府为保证自身利益,意图将西藏置于中国、苏联、印度的“缓冲国”地位,反对国民政府修建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在英国的怂恿下,西藏地方政府改变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态度,拒绝中印公路勘测队进入西藏,由此引发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复交涉与折冲,更导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对峙,诱发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的设立。国民政府作出妥协,改建中印公路南线,暂时放弃经过西藏区域的北线,但在日军的进攻之下,中印公路南线的修建被迫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盟军的介入下,中印公路才得以修建完成,且经过的路线几经修改,其本身所蕴含的政治与国防功能大大降低。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荷属东印度华侨蒙难与国民政府的护侨交涉(1945—1948)

论文梳理了二战后国民政府保护荷印华侨的外交实践,分析了其背后的复杂动机与战略考量,进而揭示了战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属东印度爆发了独立战争。在此期间,荷属东印度华侨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当时国民政府尚未与印尼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只能依靠当地英军保护华侨,但护侨效果不彰。随后,文登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国民政府试图联合英、美、澳等国进行争端调解,但因各国意见不一而暂时搁置。不久,国民政府派出以李迪俊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荷属东印度宣慰华侨。然而,荷印华侨在“第一次警察行动”中再次遭受重创。国民政府随即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护侨交涉,促使荷兰与印尼共和国采取多项措施保护华侨。这一系列护侨交涉不仅体现了战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与侨务方面的特点,也反映出中国在战后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艰难处境。

国民政府进驻南海诸岛前后对南海疆域主权的认知与维护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历经“日占东沙岛”、“何瑞年承领西沙”和“法占九小岛”等事件的刺激和影响,中国人民对南海疆域的认知不仅从“天下观”向“国家观”转型,也对“领海”“海权”等近代海洋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在海洋权益遭受列强掠夺和侵占等背景下,更是逐渐形成“争主权于万难”的行动自觉。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政府基于战后国际秩序所享有的权利,积极擘画收复南海诸岛。在筹备进驻工作过程中,不仅明晰了南海诸岛的管辖隶属、地理位置、收复范围、进驻风险和难度等问题,更在顺利进驻后,在“建设西南沙群岛巩固国防,力保主权”和“要认识国土”等思想认知下,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民众参与南海主权维护,直接引发了国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南海维权行动,进而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民众积极参与的南海疆域主权捍卫互动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纪念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纪念肇和兵舰举义的历史贡献,每年12月5日均会举行纪念活动。宣传要点以“法规”形式进行固定,从而为纪念日的宣扬明确了方向。同时,通过仪式操演与文本纪念不断运作,纪念日影响范围进一步拓宽,刻上了政治烙印,逐渐成为国民党巩固基层统治基础、强化政治地位以及谴责日本侵略与号召民众共御外辱等重要精神资源。由此,它被建构为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象征符号。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制作与操演,不仅彰显国民党政权“弱势独裁”形象,也反映节日纪念与当时政治的相互关系。

国民政府主计处的运作及其困境(1931—1949)

国民政府主计处设于1931年,设立初衷是加强国民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计处致力于提高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财政紊乱的局面,对澄清吏治亦有重要贡献。主计处依据超然主计的理念而设。超然主计制度是一种先进科学的制度,但受限于客观环境,主计处的运行存在诸多问题。派系政治也让财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南京国民政府灾害应对能力考察——以四川省1936-1937年旱灾救济为中心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发生“百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旱灾。灾害应对前期,四川省政府对旱情出现错判,侧重于地方的救济濒于失控。后期在中央政府的参与下,救济措施力度有所增大,但仍无法挽救败局。川灾救济失败的显性因素较多,如灾害信息收集和报送系统失灵,信息真实性受到决策官员质疑;赈济立法缺乏灾情分级标准,上级政府接管赈务于法无据;赈务人员偏少,监督流于形式等。救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涸泽而渔式的征纳导致国家“汲取能力”与“濡化能力”双双受损,进而削弱了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川灾救济也可见“循环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延续、根据灾害应对实践及时完善救济立法等积极因素。重新审视此次旱灾救济过程,或可为当下国家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某种程度的历史镜鉴。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权的嬗变

国民政府为了澄清吏治,建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的需要,出台并施行《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抗战期内受免职停止任用处分公务员暂缓执行办法》《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三项重要法令,使违法失职公务员的审判机关不再局限于公务员惩戒机关,其上级长官、服务机关、军法官等都可以做出“种种任意便宜处置”,每一个法令颁布的结果都使惩戒机关原有的惩戒职权被不断限缩,反而成为降低惩戒效果,加剧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