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祛魅与国际法话语

近三十多年来,国际裁判机构数量激增、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国际海洋法、国际刑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均设立了司法裁判机构,与此同时,区域性裁判机构也在不断兴起。有学者认为,国际裁判机构的勃兴预示着司法解决逐渐成为常态化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是国际社会法治进程的积极信号。这是一种“以法律促和平”的国际法思想传统,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司法中心主义是现代实证国际法学的构成性要素,是否存在独立于国家主观意志之外的国际裁判机制是衡量国际法是否具备法律体系特征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法发挥定纷止争功能的重要保障。然而,以渊源识别和规则适用为基础的司法中心主义将大量国际法论辩活动排除在分析范畴之外,不能有效回答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也边缘化了争端避免和争端搁置等问题的重要性。从批判国际法和经验主义的路径出发,厘清司法中心主义背后的理论预设和价值选择的局限性,有助于洞察国际法话语的运行和生成机制,打开国际法研究的多面向视野,为多元化国际争端解决提供理论空间。

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纵向论坛转移研究

知识产权国际争端由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向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的纵向论坛转移趋势凸显。这对于美国及其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强权一方而言,可以减轻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的地缘政治及国际法合规风险,降低据以解决争端的国际法规则的价值位阶,提升知识产权人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的主动性。面对新一轮变革,中国应从宏观上把握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历史趋势,从中观上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深入重构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契机,微观上可以推动知识产权ISDS机制“适应知识产权特性”“融入可持续发展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尊重国家公共管理权”等的重构路径,为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重构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法和国际争端解决

我目前在西安工作和生活,见证了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近日,我应邀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同事,特别是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和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的同事,分享我作为外籍人员的个人见解。2021年年初,西安交通大学聘任我担任特聘研究副教授。这不仅丰富了我的学术生涯,也让我积累了更多实践经历。我曾在美洲、欧洲生活和工作,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特别是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将通过争取世界和平来增强综合国力从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以一个参与者、建设者的态度来对待国际关系,因此,更好地运用国际法,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显得十分关键。一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之后的19世纪中叶,国际法才正式介绍到中国。清政府曾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国际法,但这并未给中国带来世界法律秩序,相反却是一系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方面利用国际法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推动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的革新与发展,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此同时,现代国际法各项原则、规范和制度逐步摒弃了旧的不合理因素,因而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地适用和认可。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多元化和合作共赢的特点。妥善解决国际争端是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现有国际争端解决体系在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机制不足、机制过剩和不相匹配等问题。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体系,要充分利用全球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平台,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理念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实际,通过双多边协商,逐步探索特色化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并借助亚投行等区域性组织实现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制度化。

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制度——从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思想说开去

海洋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制度在国际实践中已存在了许多年,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议中不断得到运用。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主张并推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这一原则不仅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符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在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共同开发原则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典范。本文回顾了共同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围绕共同开发的定义、成因、法律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从实践情况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之间,以及普遍性和专门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都有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不同措施。国际法规则创新和国内法规则在国际法领域延伸运用,能有效避免和解决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解析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发展前景

对国际争端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着国际争端的解决方法,尤其在争端的分类方法中,颇受争议的是将国际争端分为政治争端和法律争端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往往导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争端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法律争端只能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然而,国际法院在其判例中明确指出,根本就不存在政治问题的法律原则。事实上,所有的国际争端都含有政治因素,所以,不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将政治和法律简单地剥离开。面对现实中复杂多样的各种国际争端,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地区正在积极探索把各种解决手段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的新型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初探

中国解决国际争端大体上运用外交方法,而没有利用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去解决重大的国际争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综合运用外交和法律方法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争端。

论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争端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发生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其现实问题。我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在对外关系中 ,我国历来主张并积极实践以谈判和协商、斡旋和调停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国际仲裁 ,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不接受任何仲裁条款。80年代后期 ,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非政治性国际条约中 ,开始接受仲裁条款并有实践。同时 ,我国也历来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 80年代开始以来 ,除了对一些涉及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之外 。

技术性国际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基于WTO食品安全案例的分析

"全球行政法"的思路开始渗透到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之中。对于食品安全之类技术性案件,WTO准司法机制日益重视程序性方法、双边协商和非政府渠道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SPS委员会作为"全球行政法的引擎"提供了争端解决的专家治理路径。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既有重要意义也存在局限性,须与国际争端解决的法治化路径相互补充。我国应提高多元化应对技术性国际争端的能力。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斡旋与调停剖析

斡旋是狭义的调停，调停是广义的斡旋。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非法律性第三方介入方法，调停在其活动的承担者的职能、运作方式和作用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它的成功与否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

试析国际争端解决之司法化倾向

现当代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司法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共识"、法律全球化对国际司法的促进、基于经济的理性选择、权力向规则的演进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成因。司法化现象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以司法方式解决争端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意味着国际行为体之间和平解决争端有了更多选择。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与实践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各种争端解决方式不断涌现,争端的解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争端方法。本文以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分析当今国际社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新特点以及其局限性,以期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提供参考。

论跨界河流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地理因素影响

地理因素在传统国际争端解决中,常常有重要影响,特定情况下甚至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在跨界河流国际争端中这种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争端国家自己和国际社会常常关注的是国家之间,上下游国家这种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天然身份",并据此来衡量和要求国家利益,容易造成利益"锁死"。如果在跨界河流国际争端解决中,能够引入和建立流域治理理念,创造性地发现争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将可以成功打破或者绕开僵局,找到上下游国家间"情义结"的正确解法。这是人类制度文明的胜利,也是人类创造力的胜利。

区域办法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通过联合国程序解决争端,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成熟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在联合国之外,许多区域性国际组织对于解决国际争端正在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在解决各种争端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和实践。

知识产权的国际争端及我国政府的应对之策

面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争端,我国政府要想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就必须对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及其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本文主要介绍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争端的应对之策。

试析欧盟法律秩序自主性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兼评投资法庭机制在欧盟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司法机构在其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否定了欧盟加入含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这显示出欧盟法律秩序对国际法治排斥的一面。国际司法机构对欧盟法进行解释适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责任分担等问题时违反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准备在与美国谈判的《TTIP协定》中设立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投资仲裁用于解决投资争端,考虑到欧盟法律秩序的特性,该机制能否应用于实践取决于其具体规则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性。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以欧盟法院为例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日趋成熟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例制度。由于先例制度的存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带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因此有可能独立于成员方创设的规则自成体系。同时,成员方也有援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先例的意愿,从而使得它的造法得以持续。欧盟法院的造法展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成熟形态,也说明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论现代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传统的国际法主要是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而现代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通过谈判和磋商等六种政治方法以及通过国际仲裁和司法解决等两种法律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现代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仅是对传统的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否定,更是对传统国际法上的"诉诸战争权"的彻底否定。现代国际争端机制突出了"和平"的理念。它有利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也有利于促进世界持久发展,从而为顺利架构出一个和谐的世界创造了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经济贸易是推动世界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强大动力,而现代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有效解决了国际经济贸易争端,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