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上)——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蒋介石1934年就决策部署从新疆打通苏联,以获取军事援助抵抗日军全面侵华。他先后派蒋廷黻、邓文仪、杨杰等赴苏斡旋和谈判,获取了巨大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对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有所判断,并全力防堵,力图消灭,给红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和被动。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下)——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蒋介石1934年就决策部署从新疆打通苏联,以获取军事援助抵抗日军全面侵华。他先后派蒋廷黻、邓文仪、杨杰等赴苏斡旋和谈判,获取了巨大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对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有所判断,并全力防堵,力图消灭,给红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和被动。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国际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国际交通线是在日伪统治区存在的秘密交通线,其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2年至1937年,是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主导的国际交通局时期。第二阶段从1938年至1945年,是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之间建立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与抗战时期西北、西南等以运输物资为主的国际交通线有所不同,东北国际交通线承载的不仅是物资的运输,更重要的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通过这条交通线得到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援助,以及干部的培养、情报的传递等。东北国际交通线的存在是东北抗日斗争得以坚持14年的重要保证。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

红军长征结束在陕北立足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为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与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新疆盛世才政权都有初步的合作,但在国共内战的条件下,最终未能实现"打通苏联"这一战略目标。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也终于得以建立,在西北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局面,保障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物资和人员的输送,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桂越国际交通线桂段股票资料及其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的湘桂铁路是桂越国际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过程中,国民政府通过发行股票筹集了部分社会资金。桂段铁路沿线各县档案馆保存了一些股票及其购买清册。这些档案资料,不仅展现了铁路修筑的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也揭示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及其作用,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是认识大后方地区抗战地位的重要依据。

抗日战争与东北国际交通线——以中、俄、日档案为视角

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地区先后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线,他们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和运行,并担负着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党员赴苏参加会议和学习的护送任务,以及来自苏联援助物资的运输。通过对中、俄、日三国的档案挖掘和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前后,东北地区国际交通线建立的过程,战斗在隐秘战线的红色特工和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在这一时期建立国际交通线的影响。

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全县人口不到2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县。却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依据民国时期安西县的有关历史记载和实地调研,梳理了抗战时期安西在公路、航空站和招待所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旨在彰显安西小城对中国抗战、对“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开通、运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研究述略——兼论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抗日战争史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段永远都不该忘记的历史,对它的研究不仅仅需要宏观记述的大手笔,更需要微观地追述那个时段每一个亲历者的经历。为此,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研究”课题组,在近几年对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的研究中,做了如下尝试:第一,从档案文献中挖掘细节,使地方抗战史研究有血有肉:第二,走出书斋,深入民间采访调研;第三,积极抢救即将灭失的口述史料刻不容缓;第四,尊重历史事实,质疑原有结论;第五,促使地方政府对抗战遗迹进行标记与保护。这些尝试,是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进行的深入探索,让即将消失的历史永远留存下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初期为建立红色国际交通线所作努力探析

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和红色苏联便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巨大帮助。1935——1936年前后,在国内外双重因素的促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开辟连接苏联的东、西两条红色国际交通运输线的计划。在开辟红色国际交通线路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虽然在种种原因下未能成功打通与红色苏联的联系,但这两次探索尝试对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党的抗日主张传播、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之后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略论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永登

永登是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甘新公路的重要站点。其在甘新公路永登段的建设与维护、"俄国站"的建立与运行、用农矿物资偿还苏联援华物资贷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调查走访,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大致勾勒永登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运行所作出的努力,以弥补此方面研究之不足。

甘肃在“西北国际交通线”陆路运输中的作用与启示

抗战初期,随着滇缅公路的中断,“西北国际交通线”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唯一通道,其中甘肃作为“西北国际交通线”陆路运输的重要路段,在转运苏联援华物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客观地介绍与分析甘肃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苏联援华物资转运与坚持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期对当前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深厚的历史资源与借鉴。

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共联系的国际交通线

内蒙古自治区的口岸城市满洲里被誉为连接欧亚的“大陆桥”，说明它在中国同东欧、俄罗斯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人们不太知晓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37年，这里还曾有过一座红色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国际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交通线的通畅与否在战争年代事关战争局势乃至民族存亡。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切断了我国对外联络的国际交通线,意图置中华民族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值此民族危难之际,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地方势力和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共同致力于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大抢修,将千年古驿道改造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生命线”。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修筑历史呈现了中华民族意识从逐步觉醒到全面觉醒,从自在走向自觉,并凝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这一伟大历史实践深刻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展现出的民族凝聚力,充分表明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进一步弘扬了民族平等互助、共御外侮的伟大团结精神,强化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启迪。

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上的绥芬河

绥芬河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际通商口岸。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以这条铁路为纽带,绥芬河市曾与海参崴、哈尔滨同步发展。曾有美、英、澳、日、朝、俄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贾云集于此,时称"东方旗镇""国境商都"。绥芬河市的南、北、西三面与东宁县毗邻,东与俄罗斯远东最发达地区——滨海边疆区接壤,边境线长达26公里,是连接中、俄、日、韩、朝等陆海通道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着手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企图以此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为保障国际运输路线的通畅,国民政府开始寻求与英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合作,修建从云南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英国出于遏制日本的战略需要,同意配合修筑滇缅公路。然而,作为筑路主要执行者的缅甸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致使缅段公路的修筑进度和质量明显不及中国的滇段公路,国民政府不得不一再为此与英国进行交涉。英国方面对修筑滇缅公路的考量相当复杂,不仅有援华制日的目的,也有维护其殖民统治,扩张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体而言,英国对中国的筑路要求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在筑路过程中多次劝说和敦促缅甸提高工程质量,使滇缅公路最终得以顺利建成,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中苏跨国流动的历史考察

20世纪20—40年代,为密切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先后开辟了由满洲里和绥芬河出境的东北国际交通线以及由兰州和新疆出境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并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等相应的接送机构,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苏之间跨国流动的畅通。在国际交通线和相应接送机构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苏两国间频繁往来,对于有效完成自身使命任务、实现人员的输送与信息的传递以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