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国际分工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G20成员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G20成员国2012-2021年相关数据,探究国际分工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际分工能显著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分工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具有异质性,在发展中国家和非人口红利国表现出更强促进效果;国际分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显著。

国际分工及结构转型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分析

使用2002-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贸易数据,重点估计了国际分工及结构转型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初级加工品分工和设备零部件分工对就业扩张和收入增长均产生正向影响,由设备零部件分工占比上升构成的国际分工结构转型能够产生就业质量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生产率、技术进步和价值链是国际分工结构转型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国际分工结构转型引起的就业质量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最终平稳到较低的正常范围,就业质量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分别在滞后5期和滞后7期最为突出。研究意味着我国企业想要通过升级国际分工结构层次继而推动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就需要不断扩大在设备零部件国际分工方面的增量影响,还要加强对设备零部件国际分工所含知识产权和科技专利溢出效应的学习吸收能力,以及提高外部知识专利与内部研发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水准。

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改变了吗?——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前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此探讨了印度各产业在2007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定产业和部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印度的整体前向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但后向GVC参与度相对稳定,整体呈现前高后低,不过前后向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说明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从偏上游的位置移动到更加下游和均衡的位置。其中,印度高GVC参与的产业的GVC参与度出现下降,而其他产业的GVC参与出现上升;农矿业和服务业的前向GVC参与快速下降,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下移;制造业还在GVC参与的起步阶段,其前向GVC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属于下游位置。从时间趋势上看,印度的GVC参与变化经历了两个下降期,其中印度在2014年至2018年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印度产业在此期间的GVC参与度下降有一定关联。

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论“低端锁定”效应

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贸易关系的同时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BACI数据库与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探讨了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随着目的地收入提高,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先升后降,呈倒U形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低端锁定”效应与贸易模式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出口结构变动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高研发密集企业的倒U形趋势最为明显。

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公共支出会影响一国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资源配置、企业竞争力,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文章分析了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国际分工地位的代理变量,基于2009—2019年21国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一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从而提升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公共支出中的建设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科技支出增加均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公共支出中的管理支出增加会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此,今后我国应适当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人力资本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人力资本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收集中国省级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相对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也意味着中国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改进空间和余地。通过改善教育环境、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积累人力资本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优化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走向:多链化和短链化

从目前国际经贸领域发展形势、趋势以及我国产业布局来看,产业链供应链的多链化、短链化是现实可行的方案,主要得益于三大支撑因素:一是区域经贸合作深入开展,使产业链供应链多链化成为可能;二是数字经济、低碳经济等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向成为推动产业链多链化的基础;三是技术变革和高新技术的应用为产业链短链化提供了科技支持。在当前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要求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其主要方向有两点:一是供应链的回流与制造业本土化,实现产业链短链化与本地化;二是坚持推进多边主义,力求做到供应链多链化。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通过收集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基于构建的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实际影响效应。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明显促进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水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水平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因子,这三大主要因子均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空间联动上的作用明显,能够改善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联动各地区共同发展。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全球价值链的系统结构和完善全球治理,各地应协调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各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空间布局,促进相关产业政策和创新思维具体政策的融合,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战略性基础材料下游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与发展质量提升:以稀土为例

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面临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攀升,国际分工地位受到挑战。稀土作为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性矿产资源,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及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当前我国稀土产业存在“上中游强,下游弱”的特点,明确稀土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对于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保障稀土产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模型,将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家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结合,测算2010-2020年我国稀土下游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稀土下游产业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基本都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国家间差距不断缩小。(2)2010-2020年,我国在稀土下游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中总体保持不变。在整个稀土下游产业的国家中我国处于3~5名的位置。(3)实物形态资本、资金、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等影响因素与我国稀土下游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联度均较高,关联度系数在0.62以上。基于上述内容,从加强稀土永磁材料领域保障体系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和优化整合行业龙头企业等角度提出稀土下游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

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审视苏州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文章回顾并解读了全球化和国家政策干预之下,苏州自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的经济表现和结构变化。从国际分工(The New International Labour Division)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的理论视角,探讨了这些发展背景与结构变化如何为未来苏州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苏州在获得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潜在威胁的可能策略和政策建议。

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视域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对象化、社会化的客观过程,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应然价值和符合人自身本质的基本特征。如何审视经济全球化进而得出积极肯定的历史理论,对于理解经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扩散效应——基于中国198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加强与核心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接来自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技术扩散,正日渐成为中国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阐述了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技术扩散机制,并通过基于中国198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内部存在的技术扩散效应。

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国际分工定位及其发展困局分析

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既有垂直型国际分工,也有水平国际分工。在这两种分工形式中,长三角制造业都处于分工体系的末端。这样一种国际分工定位,使该地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提升产业层级、与国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扩大高新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平台是长三角制造业摆脱困局的主要路径。

新型国际分工、国际收支失衡与金融创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一体化、金融深化和国家之间的金融异质性是这次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或源泉促进了国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分工。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赤字,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全球数据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国际分工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价值链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现状的实证研究——基于技术含量的测度

笔者通过对英、美、日、法、德、韩、中等10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进行测度,来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价值分工中的位置和发展现状,试图研究10年来我国同发达国家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差距,以期找出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嵌入GVC中位置的策略。研究表明:世界文化产品出口技术含量呈雁阵格局,我国文化产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其中进入壁垒与权力不对称是外因,市场分割以及"技术"创新应用的相对滞后是内因。因此,推进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力度,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来鼓励与引导创意创新氛围的产生,用高新科技来重构文化产业链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必要手段。

从“干中学”到“加工中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

现代经济中,"干中学"的含义已经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在"干"中形成生产经验和实现成本节约的过程。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干中学"已经逐步细化为"干"与"学"的国别分离,即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加工中的从"加工中学"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从"开发中学",发展中国家在加工贸易中只能学到加工技术。发展中国家要获得技术进步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必须依赖自主的技术创新。

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产业升级: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中国已经成为高技术产品的制造和出口大国。然而,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需要深入产业内部观察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真正地位。本文通过分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各环节的发展规模、技术水平和升级动力,揭示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升级模式。研究指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仍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高技术产品大量出口乃生产"片段化"所致。以往我们认同和模仿的产业升级"东亚模式"可能不再奏效,"片段化"生产下的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平行演化模式"进行升级。对于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产业政策应注意区分财务性投资者和战略性投资者,重点培育本地化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新国际分工的动态:概念与机制

西方在 1980年已经开始新国际分工研究，我国至今有关研究很少。为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本文主要论述了新国际分工的内涵和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国际分工的企业竞争机制、地方竞争机制和国家竞争机制，以及新国际分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