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政策性金融:理念与实践

我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政策性金融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塑造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推动国际发展融资治理有效性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需紧跟国际发展大势,继续拓展深化国际经济合作。

从开发式援助到赋能式援助——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路径。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形成了开发式援助的独特路径。此种开发式援助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可能导致受援国无法形成自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从以国际主义理念为主导的对外援助向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加纳的援助案例,发现:从开发式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是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势所趋,决定援助效果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发展的治理体系设计和治理能力水平。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应高举全球南方的旗帜,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赋能式援助,重视完善与有关方开展优势互补、富有成效的三边和区域合作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发展合作的治理能力,共同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话语权构建的路径与前景

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重要指标,不仅取决于话语内容和传递的价值,也同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密不可分。伴随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愈发展现出广受称赞的大国担当和颇具潜力的话语塑造权。面对发展鸿沟加剧等多重挑战,构建和提升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话语权,需要深刻把握国际传播形势,通过理论阐释和实例分析等角度充分宣介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在多领域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突出贡献;从理念感召力、叙事吸引力、话语传播力等维度,展现大国担当、促进中外融通、凝聚国际共识,生动讲好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故事。

勇做国际发展合作行动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迈向未来、惠及全球,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国际发展合作、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坚定信念和有力行动。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发展合作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共商、共建、共享成为发展援助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为中国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治理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撑。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共建健康之路成为中国赋予“一带一路”的新使命,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中国关于发展援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将深刻影响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全球治理,这既是“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更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践行大国外交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发展合作范式转换

"一带一路"建设与其说是我国发展需要与战略利益的基本表达,还不如说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与主要由多边贸易体制代表的国际发展合作传统范式形成鲜明对比。国际发展合作传统范式以萌生于国联时代的"发展科学"为其理论支柱,它有深刻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奉行"自由贸易本位""实力导向"和"市场交易"逻辑,因而无法催生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国际贸易,最终制造的不是各国共同发展而是发展分化,尤其是南北分化。"一带一路"建设以找回前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内在精神作为起点,它寻求从基本理念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突破资本主义时代所创建的传统国际发展合作范式,以实现它设定的各国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

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探析——兼论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和地位看似在下降,但国际发展合作改革的进程则在加快。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化和安全化转向,大国竞争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性战略;二是塑造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方向;三是新的制度工具设计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战略现实主义特征。美国国际发展合作在战略、模式和机制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明确的针对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目的。在实践层面,其具体的抓手包括:一是话语攻击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二是构建和利用多边合作平台限制中国;三是整合现有机制工具并推动制定美国国际经济战略;四是创新发展融资工具。虽然短期看,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对中国实质性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潜在、持续和长远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RCEP框架下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路径及展望

RCEP被认为是当今国际机制改革的热点,但由于RCEP15国之间经济存在巨大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尚需经济落后国家尽快赶上,或者RCEP机制给予这类国家发展合作方面的特别安排。相比落后国家自身努力所需的时效,后一个途径更为有效可行。尽管RCEP已通过“合作”等章节对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RCEP是多国经济合作协定,不是发展援助协定,发展合作资源有限。从中国可主导的区域性国际发展合作资源来看,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湄合作机制均具较强国际发展合作功能。我国可结合对东(南)亚地区发展合作资源的有效调动,补充RCEP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不足,加快提升落后国家的发展步伐,不断增强各成员间共赢合作的能力,以最终实现RCEP的一体化目标。

“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模式创新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提升沿线各国之间的发展合作水平来促进其共同发展,在本质上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撑的国际发展合作主流模式明显不同。主流模式是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积淀上创建的,奉行的是贸易本位、市场交易和实力定向逻辑,因而有严重缺陷,表现为发展导向性缺失、规则公正性不足和制度排斥性明显。"一带一路"以找回丝绸之路时代发展合作的内在精神为起点,寻求从基本性质和运行逻辑等方面全面突破国际发展合作主流模式,从而实现其把沿线国家打造成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

2021年,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援外战线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以服务元首外交为遵循,以抗疫国际合作为重点领域,以“小而美”项目为重点方向,既促进受援国抗疫和经济社会恢复,又有力服务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了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1+2+3。“1”是聚焦一个重点,即引领国际抗疫合作。新冠疫情肆虐已经两年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隧道尽头的光芒”。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部署下,中国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2020年是以抗疫物资和经验交流为主的援助“上半场”。

2015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联合国的视角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前7个目标已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果,尽管第8项目标仍有待强化。种种进展充分说明了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全球共同发展目标的强大力量。从整体上看,MDGs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指导性框架。尽管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也存在重大差距,但可以公正地说,MDGs已经为2015年后的国际发展议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应对其他新挑战的努力一道,联合国成员国在2012年6月的"里约+20"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设想。它们一致同意,SDGs应当与联合国在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相契合,作为可持续发展执行与深化的驱动力量。MDGs和SDGs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MDGs着眼基本的发展目标和指标,是SDGs的基础。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应当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可持续的发展议程,为联合国成员国所共享。

国际发展合作PPP——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大变局下的中国与国际发展合作

2021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广义的国际发展合作,是指相关国际行为体基于平等伙伴关系,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以消除贫困、提振地方经济为导向的合作实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将自身发展经验和南南合作的理念与实践注入国际发展合作,在构建发展伙伴关系、创新发展知识与发展范式、改革国际发展合作制度,以及推动发展—安全良性互动、以发展促和平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全球南方兴起的大背景下,对于塑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塑造演变中的世界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21年第1号)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已经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务部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对外援助管理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规范对外援助管理,提升对外援助效果,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中国的融入与革新——以“新双向社会化”为视角的解释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是一个新术语但并非新事物,它是对外援助的转型与升级。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的转型是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学习与创新,中国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互动是一种新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即先本土化后社会化。在本土化过程中,中国革新了既有的国际社会官方发展援助部分理念,搭建了“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平台,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介中国经验。在社会化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规范,接受了发展援助理念并进行了创新,同时借鉴了传统援助国的经验,综合推动了国际发展合作制度化和规范化。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的转型,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选择,即对外援助政策需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匹配,中国需要消除部分国家对其的误解等;另一方面,官方发展援助中的弊端也促使中国开始思考创新对外援助新模式。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令(2020年第4号)

《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认定办法》已经2020年10月22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第9次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署长王晓涛2020年10月30日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认定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规范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以下简称援外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认定,依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52—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2004年第412号),制定本办法。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令2020年第3号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行政复议实施办法》已经2020年3月24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第3次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行政复议实施办法第一条为防止、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