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气候变化应对类ESG国际商事仲裁:优势、困境与中国进路

随着ESG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及各国对其监管的加强,气候变化应对类ESG纠纷层出不穷。与其他争议解决机制相比,国际商事仲裁更加契合此类纠纷的跨国性、技术性和纠纷解决紧迫性的特点。开展气候变化应对类ESG国际商事仲裁符合中国当前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的需求。然而,此类仲裁也面临着纠纷可仲裁性受限、当事人仲裁合意欠缺、案件透明度需求与仲裁保密性冲突、案外人加入仲裁程序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在中国开展此类仲裁实践,虽然同样面临以上部分困境,但已具备理论、制度上的可接受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在法律层面,可考虑在可仲裁性、第三方资助、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和友好仲裁等方面进行规制。同时,通过仲裁机构在仲裁规则、保密机制和机构合作方面的创新,以及当事人对仲裁条款一系列问题的审慎把关,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类ESG国际商事仲裁在中国的实践。

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跨境贸易取得长足进步,而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多国(地区)多法律体系多元文化环境,许多商事纠纷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在理论上,国际商事仲裁适用惯例具有成本低、适应性强、效率高等优势,而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却因为存在着惯例界定不明确、适用机制不健全以及仲裁员经验不足等短板,造成了其适用比例低、解决纠纷能力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通过夯实理论基础、完善适用机制、加强人才培养等方式,发挥惯例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优势,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中CISG适用之进路探析

CISG在兼具司法性与契约性特征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存在多元化的适用路径。在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当事人能在相关规则允许选择非国家法时直接约定适用CISG,且此种选择的性质是作为实体问题的准据法还是作为当事人约定并入合同将对CISG的适用效力产生影响。在当事人未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仲裁庭是否有义务适用CISG取决于对仲裁性质的认识,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仲裁庭可能存在适用CISG的义务,但义务来源于对当事人合意的服从而非CISG缔约国之义务。此外,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时,仲裁庭宜通过间接适用路径援引CISG,同时应尊重实体争议准据法所属国对CISG第1(1)(b)条的保留。

论国际商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禁诉令制度逐步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确立下来,部分国际商事仲裁庭已有签发禁诉令的实践。相关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以及部分国内法为仲裁庭签发禁诉令提供了法律依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能够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抑制平行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正当性、可行性。我国有必要建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在遵循尊重他国司法主权与国际礼让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公约与仲裁规则,参照我国具体的法律实践,明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条件,逐步形成以《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为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协调的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体系。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研究

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国际商事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高效便捷且独立公正的特点,但不足之处是费用较为昂贵,第三方资助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方资助制度具有降低当事人仲裁成本、促进仲裁程序进行及分担商事仲裁风险的优点,世界主要的仲裁中心和仲裁机构都开始逐步将第三方资助制度纳入仲裁法与仲裁规则之中。我国作为国际上主要的贸易大国,应该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引入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并且研究解决该制度中存在具有争议性质的问题,如利益冲突问题、披露问题和费用问题,形成符合我国立法制度且与国际接轨的第三方资助制度,以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仲裁市场中脱颖而出。

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国际商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会受到可仲裁性标准、准据法选择、仲裁争议管辖权、内国司法监督审查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这些限制从反面保障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边界的正当性。随着意思自治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国际商事仲裁应统筹兼顾意思自治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适用与限制,对强行性规范适当限缩,对意思自治更加信任,使二者在相互平衡中实现辩证统一,有效避免私法的公法化,推进国际商事活动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

单边经济制裁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单边经济制裁在全球经济往来中的出现愈发频繁,如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制裁法律成为现实问题,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认定合同履行与承认和执行裁决面临着挑战。本文研究发现,从法律适用理论来看,单边经济制裁适用问题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不清、仲裁庭适用法律自由度大、制裁法与公共政策界限模糊。以下举措有助于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维护国际商事交往环境的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涉制裁专属管辖权与豁免许可制度;参与涉制裁案件审理的仲裁员应明确仲裁地法的重要地位,适当兼顾与仲裁地价值共享国的制裁法;涉外交易个体需重点关注制裁免责条款内容与仲裁地的约定等,仅供参考。

论国际商事仲裁虚拟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冲击

后疫情时代,以虚拟听证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广泛引用,对原本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为核心的国际商事仲裁传统制度造成了冲击,形成了仲裁机构权力相对扩大的现象。一方面,其体现为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仲裁庭权力发生分歧,并诉诸法院解决纠纷之时,法院在事实上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请、支持了仲裁庭的诉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虚拟听证作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提高仲裁效率的关键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和当事人追求的公平之间出现碰撞。因此,为了缓解仲裁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的矛盾、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冲突,应当从实质上规范仲裁机构的行为、从形式上增加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在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对仲裁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与仲裁协议冲突的解决机制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交流增多,贸易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多的摩擦与争议。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多样化机制之一的国际商事仲裁,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仲裁行业也面临着效率困境,这推动着各大仲裁机构扩大自身程序管理权来提升仲裁效率。

国际商事仲裁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探析

仲裁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一裁终局性,但随着国际交易规模和金额的日益扩大,许多境外仲裁机构由此衍生出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深圳国际仲裁院借鉴知名境外仲裁机构引进此制度。但其中的许多规定与我国仲裁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并且可能导致当事人滥诉以及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还存在问题。上述限制了复裁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在现行制度下,只能采取措施避免复裁制度与《仲裁法》的诸多规定相冲突。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的《仲裁法》有必要作出调整,采取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区进行试点以及制定符合仲裁制度特点的监督机制的方式来完善仲裁制度的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披露规则研究

近年来第三方资助作为一种新颖的投资手段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无法负担仲裁费用的受资助方提供了进入仲裁程序的机会,分摊了仲裁不利后果的风险,为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方式,但另一方面因第三方资助者的参与和资助的隐蔽性,可能引发仲裁员与第三方资助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避免出现此种利益冲突,保证仲裁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许多国家和国际仲裁机构纷纷制定了披露规则。但现有披露规则存在不足,难以确保完全消除利益冲突,因此本文对现有披露规则进行梳理和分析,为构建我国第三方资助制度、完善披露规则提供一些思考。

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在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历经几个世纪的嬗变依然活跃。而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乃至整个国际私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意思自治原则也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贯穿于整个国际商事仲裁的过程中,既是实质要件又是重要原则;即是骨架又是灵魂。而我国的仲裁制度中同样也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在即将修改的《仲裁法》中应进一步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灵魂作用并加以灵活应用,以便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接轨。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文章就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概念、种类、有效要件。

论Willem C.Vis国际商事仲裁模拟法庭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积极作用

本文主要介绍了WillemC·Vis国际商事仲裁模拟法庭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参赛规则以及其对国际商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教学所起的积极作用。

国际商事仲裁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商事仲裁中,双方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仲裁机构可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提出时限的规定应特定化;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优于国际商事合同;在管辖权问题上我国可采用"并行控制"制度,建立"中止程序";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财产保全不应成为必经程序,我国应明确规定,仲裁前当事人因情况紧急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历史演进

国际商事仲裁从其萌芽发展至今,历经自治、压制、渐趋开放三阶段。国际商事仲裁在这三个阶段的表征不同,实践迥异。自治型国际商事仲裁强调民间权利的自由表达;压制型国际商事仲裁展示国家权力的深层渗透;开放型国际商事仲裁力图在两者的角力中寻找一种平衡。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蓬勃发展需要一种新型理论的指导,开放型国际商事仲裁体系的构建可能成为国际商事仲裁今后的理论命题。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与协调——以快速仲裁程序中强制条款的适用为视角

近年来,快速仲裁程序愈发得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青睐,其体现了对效率这一仲裁价值取向的追求。而在快速仲裁的发展中,强制条款的规定和适用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构管理权的扩张趋势,使其在实践中面临着与仲裁协议及其背后的仲裁意思自治的冲突。就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而言,其体现了仲裁最重要的基本价值是对仲裁与诉讼的界分,并要求法院对仲裁保持礼让。同时,意思自治也有推动仲裁归入国家法秩序的价值。而随着仲裁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内涵也产生了扩展。国际化令意思自治内涵日渐丰富,所以对国际仲裁应采取更为宽松的司法监督以区别于国内仲裁。同时,商事化让意思自治趋于类型化并要求司法监督着重把握其外观与形式。快速仲裁程序条款与仲裁协议本质上统归于意思自治,两者之间的不一致也被当事人选择快速仲裁程序时通过意思自治所消解。因此,在协调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关系上,各方应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完善规则,实现机构管理权扩张下效率的提高与公正的保证。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

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手段的国际商事仲裁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特质,从而使得法院对于这一制度进行审查成为必要与必然。仲裁的司法审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仲裁开庭前的司法审查,仲裁程序进行中的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仲裁作出后对裁决的司法审查尤为重要;但这种审查必须是适度的,应当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简化和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审查应以支持和协助为主,控制和干预为辅。支持和促进仲裁发展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立足点。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通过对《仲裁法》的修改,建立适度的司法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