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困境与改进——兼评UNCITRAL《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

投资仲裁作为现行主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备受批评,使得替代性投资争端解决的调解机制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2023年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明晰了投资调解的具体程序和当事人交换信息的处理等,为投资调解的开展提供了实用性指导,但未涉及调解期限和协议执行。我国既有调解贯穿诉讼前和诉讼全过程的长期传统,又有对外投资协定多限缩投资仲裁适用的客观现实,更应重视和运用投资调解方式,采取国内法和国际法联动举措,积极回应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视阈下卡尔沃主义的复兴及影响

现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体系,始终伴随着东道国、投资母国和投资者这三方关系在“公”“私”两个维度上的互动而发生着变化,构成一个“三方二维”结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究竟是将争端解决的权利向外让渡还是收回,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重心是向国家远离还是回归,卡尔沃主义从诞生、发展、沉寂到复兴的过程给出了答案。随着卡尔沃主义的复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与改革措施,对原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修正并向国家回归。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利益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重要主题。

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自然遗产保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活动对自然遗产的保护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在认定东道国的限制行为是否构成征收时,应采用目的和纯粹效果相结合的标准。在争端解决方式上应当结合使用仲裁、调解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同时可以在投资协定中采用文化例外条款来免除东道国因保护自然遗产而产生的责任。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看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措施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确立的东道国合法的环境规制措施与不合法的环境规制措施的界限主要有:是否为了环境保护目标,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和善意要求,是否具有科学证据,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否符合非歧视原则等。面对中国政府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保护投资者、限制东道国规制权和直截了当地接受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管辖权的情况,中国政府在以环境关切为理由对外资进行规制时,要考虑这些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所确立的标准,以免在与外资的争端中陷入被动。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制度困境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并非新生事物,但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和成功率均不理想。晚近以来,随着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的兴起,加之传统投资仲裁机制饱受诟病,调解的优势重新被各界所认识。调解规则领域出现一系列改革新动向,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调解机制能否真正在投资争端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欠缺、东道国政府调解意愿欠缺以及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之间的冲突。《新加坡公约》的通过为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指明了方向,政府对问责制的回避也不应成为放弃调解的理由,平衡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将是调解能否真正“复兴”的关键。

裁判者信任困境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

以裁判者的信任困境为代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难题由来已久。从国内法院法官到国际投资仲裁员,裁判者依然面临独立性、代表性以及专业性方面的质疑,并形成了有关仲裁员行为规范、利益冲突规则、遴选机制完善,裁判者任命机制变革,以及裁判者裁判权与东道国规制权关系协调的不同改革路径。这些改革是国际投资治理范式转变的一部分,背后是国际投资治理的控制之争。虽然在中欧双边层面,我国对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具备让步的空间,但在多边和更广泛的双边层面,我国应采取平衡化的立场,警惕裁判者任命权转移可能带来的过度政治化风险,在裁判权与规制权的协调中防止规制权被滥用,并可以考虑采用独立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强制仲裁员名册制度以及上诉机构成员选任机制。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当前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争端发生频繁,争端的有效解决成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虽然当前的各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但随着投资领域的发展,投资协议的迅猛增加,且各协议间缺乏协调,这给投资争端的解决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与“复政治化”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为蓝本的投资仲裁已经成为投资者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首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投资仲裁本身以及运作存在诸多天生缺陷,引发了投资仲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坚持投资仲裁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主流方法的同时,探讨替代争端解决方法和争端预防政策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应性,发展一种综合性的争端解决体制,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于国际投资争端中违约竞合的法律问题分析——以ICSID裁决为视角

近年来,很多中国企业对海外资源领域投资采用与拥有资源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签订合同,即采用了国家契约的形式。当东道国国家行为违反国家契约项下的义务时,就可能同时违反了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承诺,这就构成了违约竞合。本文将结合ICSID裁决的案例对该违约竞合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在对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方面提出建议。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对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权力的挑战

NAFTA第11章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对东道国的仲裁请求,使得投资者的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然而,当外国投资者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欢呼雀跃之时,有不少学者已经在担忧这样一个“投资者-国家”争端仲裁机制将给东道国主权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东道国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领域,主权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惊为天价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不断出现,这种忧虑在国际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社会公众要求本国政府在投资自由化浪潮中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呼声在不断高涨。

国际投资争端治理中国内法院的参与统筹与制度应对

国内法院在国际投资争端治理中呈“回归”之势,但其需要在争端解决的政治与法律效果,对国际投资仲裁的监督与干预立场,以及争端预防新维度的开发等方面做好统筹。同时,国内法院的参与也面临政治化风险加剧、司法与仲裁的良性互动尚待形成、治理能力不足等挑战。基于我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诉求相对更为紧迫的客观实际,应在投资协定层面对东道国司法救济的适用采取相对限制性的立场,并加强国内法院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建设。同时,我国法院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和程序介入制度应予完善,并在投资法律的适用与释明、争端风险信息收集与预警机制的构建上积极探索争端预防的功能建设。

论调解在“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运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法律和文化差异导致商事及投资风险较大。其中,投资争端涉及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矛盾,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战略中尤需关注。目前,投资争端多采取仲裁的解决方式,调解应用较少。调解方式突出争端解决中中立第三方的引导作用,更符合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以调解这一温和的争端解决模式为核,心,建立"调解+仲裁""调解+诉讼"等模式的多元化争端解决中心,强调争端解决信息化建设,是就"一带一路"争端解决而作出的重要尝试。

刍议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国家责任及其归因——以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案件为例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诸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者补偿问题等。ICSID裁决的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一案是关于国际投资争端中国家法律责任经典案例。ICSID的法律意见,对东道国争端主体的行为何时归因于国家并形成国家责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具有重要借鉴。同时,此案例对于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定位以及今后国际双边条约条款设计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ADR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晚近以来,国际投资仲裁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该机制对东道国主权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严峻挑战,导致国际投资仲裁遭遇了一场信任危机。通过适当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简称ADR)方法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直接适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对东道国造成的各种风险。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挑战及其重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流量与日俱增,随之引发的争端不断上升,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着新挑战。本文介绍了这些新挑战,进而讨论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中国在新形势下所应采取的对策。

论外交保护制度的晚近发展及其定位——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为视角

外交保护制度的晚近发展主要体现在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外交保护草案》中。该草案的起草考虑了晚近国际投资实践,倾向于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区分对股东的外交保护和对公司的外交保护,此乃外交保护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有利因素。但外交保护运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仍然存在内外因两方面的挑战。本文在综合分析上述有利因素和挑战后,认为外交保护仍不宜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而应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补充方式。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美国经验与中国选择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以商事仲裁为蓝本,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将东道国政府诉诸国际仲裁庭的可能。相较于传统的政治解决方式和司法解决方式,国际投资促裁机制具有明显优势。正在成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中国应及时对ISDS机制改革做出中国方案。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作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由来已久,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国际投资的发展,该原则从只适用外交保护的场合,扩大到适用国际投资保护的领域。《华盛顿公约》采取的“放弃可默示”的态度,是该公约与传统国际习惯法对待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主要不同,这对东道国的主权与管辖权具有一定的冲击。近几十年来,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愈发采取一种放任自由的做法,已经不再明确要求必须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而允许由私人投资者选择是进行当地救济还是进行国际仲裁。在投资自由化、“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我国既是全球主要资本输入国同时又是主要资本输出国的背景下,我国还是应当继续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但必须进一步探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晚近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纷繁变幻形势下的全新含义与适用范围之变化,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具体适用上,应当兼顾吸收外资和境外投资的双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