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条约在我国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77号的思考

国际条约在我国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鲜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177号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在我国,直接适用条约模式较为普遍地得到采纳,但亦有少量规范采纳了间接适用或混合适用模式。在行政处罚领域,由于规范的缺失,国际条约能否得到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均没有定论。国际条约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有法理、规范、价值三方面的支撑,对其适用具有增加法律依据、拓宽执法视野、积累实践经验三方面的功能。具体到适用路径的选择问题上,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情况,国际条约可作为执法依据、解释基准、裁量因素三重角色在行政处罚中得以适用,籍此促进国际条约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弥合。

国际条约关于涉外定牌的相关规定及带来的启示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闻名世界的制造大国,其中,涉外定牌加工行业占有很大的份额,虽然涉外定牌加工行业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年来,由于涉外定牌加工涉及商标侵权问题,且理论以及实务界一直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一部分商家产生不小的损失,也使得某些企业对于涉外定牌加工这种代工厂合作的行为不敢再轻易的涉足。由于在此类案件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所以在文中,通过不同的国际条约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及其思路进行了整理,从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也希望商标权人的利益可以受到保护,以及涉外定牌加工的企业 可以更好的履行合同,避免造成损失。

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随着《民法典》的生效,我们步入了民法典时代。在享受《民法典》第1260条带来的便利时,也出现了我国对于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法律真空现象。我们需要考虑:一,作为一个一贯坚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的大国,倘若不在国内法中体现自己对于国际条约在本国适用的态度,那必然会引起他国对于我国如何对待国际条约立场问题的质疑。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守国际条约?三,在《民法典》没有规定国际条约内容的前提下,面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纠纷时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相应的法律依据,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决?四,我们如何应对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的地位问题?基于以上几个问题,本文将结合其他学者对于此类问题的分析进行探索,为未来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国际条约效力建构之法律体裁研究

国际条约的效力由国际条约的国际层面效力与国内层面效力构成。其中,缔约方的"约定必须信守"的作用力、条约的文本载体与条约的效力维度构成条约的国际层面效力。而国际条约在缔约国国内的效力一般为国内法特别是各国宪法加以规定。虽然国际条约的效力基础并非国际条约效力的定义问题,而只是对国际条约的效力寻根溯源的问题。但是对国际条约效力的寻根溯源将会对深入理解条约效力问题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国际条约效力问题的研究应包括对效力基础问题的探讨。

WTO条约群与国际条约文献的检索利用

国际条约是WTO多边贸易规则的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国际法资料。本文详细介绍了重要的条约文献汇编体系 ,提供了获取条约全文资料的检索途径和方法。

国际条约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尽管《民法典》并未对国际民商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及其地位作出规定,但大多数民商事条约在我国仍可直接且优先适用。目前我国法院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适用条约时存在未遵循条约的直接适用模式、不当排除公约适用、说理不充分以及裁判逻辑混乱的问题。今后应在立法上明确国际民商事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修改现行民商事法律关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加强涉外民商事审判队伍建设,共同助力国际条约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名古屋议定书》比较研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简称《条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由遗传资源利用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议定书》)是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领域两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建立了各自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由于担忧两个法律文书之间存在监管重叠,以及对我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不够了解,我国均未加入。本文从目标、范围、获取和惠益分享框架和模式及受益者等4个方面比较了《条约》和《议定书》的差异,结合我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就是否加入《条约》与《议定书》提出了以下建议:(1)两个国际法律文书均应加入;(2)在履行《条约》时,需要加强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护,防止资源流失;(3)在履行《议定书》时,监测和评估我国遗传资源应用能力,并适时提出修订《议定书》条款的要求。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实施进展

简要叙述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目标和内容以及自生效以来取得的新进展,包括供资战略的实施、履约进展、方便获得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建设以及促进履约的计划和措施等,以期为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国际法对各国施加了善意履行其所缔结条约的义务,但是该条约在国内如何得以实施,却留给了各国以国内法的形式予以解决。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没有原则性的规定,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该文从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入手,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相关立法的不足,并提出完善立法的思路及措施。

论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社会关于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关系的理论大致分为"一元论"和"二元论",我国学者关于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关系的观点并未统一,如何能够有效的执行条约将最终落到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的适用问题上,那就首先要解决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关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应低于我国宪法,法律位阶则高于我国宪法外的一切法律。具体分析二者关系,以解决二者适用的冲突和矛盾。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参与国际条约的理论与实践

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建制,经过中央的授权可以参与部分国际条约。这一创新实践,为国际法的缔约权理论带来了新的思考。通过对香港特区参与国际条约情况的整理和分析,本文认为香港特区的有限缔约权有明确的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而且其有限缔约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承认香港的特殊国际法律地位将促进香港特区政府依据授权更好地参与国际经贸往来,签订和履行相关协议,并保障协议的条约效力。

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地位的立法模式

《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地位的条款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出现法律空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也未对此作出规定。第142条有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国际惯例也可适用等内容,在现有民事法律中未能完全覆盖。条约必须遵守来自各政治体意思自治与国家是独立于个体的组织体这一法理。国际条约地位条款事关国家立法权限的分配,将其置于宪法性文件中最为合理。在民法典时代,针对民商事领域出现的国际条约地位漏洞现实,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补充方法。

跨境环境侵权救济与相关国际条约探析

本文结合国际环境形势分析了跨境环境侵权及其救济制度、"责任墙"以及相关条约的成就与不足,探讨了跨境环境侵权责任条约不成功的原因,提出了完善跨境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途径:条约方式和非条约方式。只有通过全球的一致努力,才能更好地完善跨境环境侵权救济制度,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屏障。

国际条约中的冲突条款评析

冲突条款是国际条约中处理与其他条约适用关系的条款。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国际法制背景中,冲突条款的规定对于解决条约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国际条约实践来看,冲突条款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冲突条款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条款在国际条约中的重要性。

国际条约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证连结:评述与思考

既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从理论上讲,就不能直接享有及承担国际条约对国际法主体所设定的权利及义务。但从实证的角度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国际条约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都予以设定。这种与国际法基本理论不符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向外界传达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国际非政府组织寻求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努力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种法律依据存在着其先天不足的缺陷。只有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先天不足的局面。当然,这需要主权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国际条约在涉外审判中的适用

我国法院在涉外审判中能否及如何适用条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关系到条约的基本功能、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以及一国法院在该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权能。无论是现行国内法,还是“约定必须信守”的习惯国际法原则,都暗示国际条约具有在国内法上的效力,并且应优先于国内法适用。虽然确认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并不等于说明法院应该在裁判中适用条约,而且涉外司法实践在这方面也无一致做法,但是,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已提出准确适用条约的问题,间接承认了条约是国际裁判的重要法律依据。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展开,特别是在专门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背景下,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时更是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国际条约在涉外审判中的适用问题。笔者建议:区分可直接适用和作为解释依据的条约;直接适用为个人直接设定权利的条约;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吸收国际条约的规定而予以适用;加强司法适用条约的研究。在涉外审判适用国际条约时要重视必要性、合法性、解释性和一致性原则。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结国际条约的法律权力——以修订我国《缔约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缔结条约程序法》没有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做出规定。时至今日,有必要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约权纳入《缔结条约程序法》。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是国际法主体,所以其缔约权具有特殊性质。就权限而言,需要从外交与国防的内涵与外延、所谓"剩余权力"的归属以及一般授权与具体授权的区分来进行分析。就互动机制而言,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参与中央政府缔约谈判和中央政府协助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约谈判是需要探讨的两个方面。此外,在条约签署之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该按具体情况选择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上报国务院核准或者提交国务院备案。不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择哪种途径,中央政府都有权对其签署的条约进行审查。

从“主观意图”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条约性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缔约各方的"主观意图"对于国际文书的法律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考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缔约各方的主观意图应当考察拟约当时中美英各方的主观意图。通过考察发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拟订时的中美英三方有意使《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产生国际法下的约束性义务,即赋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国际条约的性质。

《著作权法》修改与国际条约和协定

《著作权法修正案》中存在与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不符之处。其中一些条款与国际条约或协定的规定存在差异,包括摄影作品的保护期、表演者的范围、出租者的合法来源抗辩以及与外国作品保护及电影作品保护期有关的“出版”概念。还有一些国际条约或协定的规定尚未通过转化为国内法得到实施,包括以署名或标注推定权利人、司法机关扣押和销毁侵权复制品的权力、出版者代表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行使著作权,以及外国电影、建筑作品和建筑物中艺术作品受保护的条件。因此对《著作权法修正案》需要进行修改。

论国家对国际条约的继承──兼谈1997年后我国涉及香港的国际条约继承问题

本文剖析了国际条约继承的各种理论，阐述了国际法关于国际条约继承的各种不同规定并对１９９７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如何继续适用原有国际条约，提出自己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