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特别分庭──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

本文阐述了国际社会对灵活特别分庭的建议、国际法院因此对《规则》的修改，分析分庭的组成和分庭的特点，试说明特别分庭在相当的时期内是加强联合国国际法院作用的一个现实与有效的途径。

国际法院临时措施中的可信度审查:追溯与展望

当前国际法院临时措施制度中最活跃的问题之一,是对申请国权利的可信度审查。对申请国“权利存在可能性”的审查,经历了从考量因素到独立要件的演变。可信度审查是指在法律框架内,判断申请国权利主张处于从不可信到确定真实之间的某一位态,并据此决定法院应否对此权利主张采取保护行动。可信度审查有助于弥合临时措施制度的价值冲突,在国际法人本化的背景下,其对平衡国际法院不同角色间的职能冲突亦有重要意义。国际法院在进行可信度审查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权利为审查内容、是否满足证据要求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审查模式。为提升临时措施裁决的确定性,可增加“权衡”步骤对临时措施要件进行综合考量。

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初探

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其咨询管辖权和“司法性”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要想满意地解决法院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必急于扩大有权寻求咨询意见的机构的范围,而必须确保各机构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时,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

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反诉问题研究

反诉是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种附带程序。20世纪90年代,国际法院涉及到反诉的案子突然增多,其基本上是被作为一种诉讼策略在使用。国际法院在处理反诉过程中的系列做法彰显了反诉的诸多法理。为了加强对反诉程序的控制,国际法院对反诉规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变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院作用的评估

在国际体系向全球化时代变动的过程中,国际法院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至今为止,国际法院在冷战后的表现让人欣慰不已,但考虑到常设国际法院及国际法院在一战、二战后共有的先盛后衰的经历,对国际法院的表现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才较为妥当。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国际法院更多表现其公正的机会。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中日钓鱼岛列屿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中,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要求,坚持当事方提供证据自由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加甄别地采纳所有的证据。鉴于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际法院针对个案特殊情况,对证据可采性隐含适用了一些限制条件。关键日期一般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在关键日期之后当事方的行为,国际法院通常不予考虑,除非该行为是先前行为的正常继续。而且,国际法院强调,在关键日期之后的当事方提供的利己证据,同样不具有可采性,并不存在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日期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钓鱼岛列屿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后,日本为了巩固对我国钓鱼岛列屿主权要求而采取的利己措施或试图取得有效统治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

"保护的责任"自提出以来,迄今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可操作性层面,国际法院通过对《灭种罪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提出了"作为一种义务存在的干涉"这样一种新观念,强调了所有公约当事国所应承担的"预防责任",间接地回应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也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回应了"保护的责任",特别是其中的"预防责任"。通过这种回应,就使国家基于"保护的责任"而采取的某些干涉行动具有合法性。这种回应,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模式。面对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有必要调整自身外交策略。

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刍议——以国际组织宪政为视角

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一些决议和采取的行动是否超越《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限存在争议,安理会的一些决议和行动被认为超越了其执行职能而行使了决议造法职能,安理会的行动体越来越现出"自组织性"特征,面临合法性的质疑。西方国际法学学者则持坚决主张对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以加强对安理会行动的制衡。对安理会决议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还表现在安理会决议不能违背国际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关系问题是联合国的宪政问题,是否引入司法审查关系到联合国的未来发展。目前学者关于建立国际法院对安理会司法审查权有关路径的建议均需对联合国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及困境评析

当今世界领土争端问题广泛存在,尤其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居多,国际法作为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在解决领土争端领域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际法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国际法院解决的领土争端案为依据,比较国际法院与其他政治谈判手段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总结国际法院在审案过程中运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受理领土争端案的主要特征;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法院作用探讨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国际法院规约》的范围内 ,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角度 ,探讨了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 :有所侧重地利用其诉讼管辖 ;充分利用具有多种优势的特别分庭 ;而咨询管辖则为国际组织提供了预防与解决争端的新途径。

国际法院对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咨询意见法理分析及实证研究

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拥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两大职权。通过回溯国际法院的咨询实践可知,民族自决权事宜作为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属于其咨询管辖权的范围已毋庸质疑。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因突破国家同意原则的羁绊而有别于诉讼管辖,与此同时,其软法地位对嗣后民族自决权争端解决产生的"准司法造法"效应亦值得关注。更令人深思的是,国际法院发布"科索沃独立案"咨询意见后,民族自决权问题背后折射出国家之间的主权争端,国际法院因其作为中立司法机构也易受强权政治干预而饱受诟病。这些质疑应为"查戈斯群岛案"咨询意见提供前车之鉴。"科索沃独立案"咨询意见有为恐怖组织"合法建国"提供某种国际法支持之虞,需要给予高度预警和防范。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对中国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为避免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直接冲突,中国需要秉持政治解决争端的立场,积极斡旋或调停当事方,敦促公正解决争议,同时,敦促国际法院厘清"法律问题"的外延,并主动参与咨询意见的制定。

论地图在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证明价值——析地图证据之于钓鱼岛列岛争端

通常,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过程中,仅将地图和其他图表资料作为补强证据,并不视为一国取得领土主权的权原。但是,如果地图成为解决领土边界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对另一方产生承认、默认或禁止反言之效果,充分体现当事国之间确定的意图,那么对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的判定则具有不可反驳的推定作用,等同于法律权利。而且,与私人绘制的地图相比,一般来源于官方、相反利益方、第三方以及中立机构的地图证明价值较大。根据国际法院适用的证据分量大小比较规则,通过对中国、日本和第三方绘制的早期地图证明价值的分析,我国对钓鱼岛列岛享有无可辩驳的历史主权。

从国际法院2010年“南极捕鲸案”看规制捕鲸的国际法

日本等国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捕鲸暂停令后仍以科研为名进行捕鲸活动。2010年日本因南极捕鲸被澳大利亚诉至国际法院。本文结合涉案方各自立场,以《国际管制捕鲸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依据解读国际法院"南极捕鲸案",从深层次指出《国际管制捕鲸公约》/国际捕鲸委员会体系下捕鲸管理的不足与鲸类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前景。

国际法治与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

经济利益的全球化和各种危险的全球化正将世界联为一体,对公正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基于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国际法院在国际社会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相当重大,是否应该强化其强制管辖权以解决其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因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强制管辖权的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强制管辖权的利用与国际法治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当今国际法治的气氛不断强化之际,有理由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未来抱以一种乐观的态度。

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中对有效控制规则的最新适用——评201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2012年11月19日,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作出判决,最终主要依据有效控制规则支持了哥伦比亚的主张。这是国际法院对领土问题作出实质判决的第14个案件,也是最终适用有效控制规则解决的第6个案件。国际法院在本判决中对有效控制规则进行了解释和适用,相关问题包括条约、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控制规则的效力和适用顺序,关键日期的意义,有效控制的认定标准和证据要求。国际司法实践对管理领土、巩固国家主权以及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

管辖权延伸回归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有时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另外,有时候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或者就是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管辖基础,有时候还会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之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此理论的适用给刻意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最后的一条通往国际法院的通道。

国际法院与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的实施

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的实施不仅包括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在国际层面的监督及公约缔约国在国内层面的遵守,还包括促进公约实施的其他机制。国际法院在其所受理的案件中曾屡次涉及核心人权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本文旨在分析国际法院在促进核心人权公约实施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限制,人权公约实施相关案件对国际法院自身裁判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国际法院与其他人权公约实施监督机构的关系。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局限性

领土争端具有复杂性、敏感性、长期性和反复性等特点。一些案例证明,在处理这种兼具高度政治性的案件时,国际法院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紧张态势。为此,有必要探讨国际法院在处理领土争端中的局限性,以期全面认识国际法院的功用,助益于领土争端和平解决方法的探寻。

论中国对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参与

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在为申请咨询意见的实体提供法律指导、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以及阐明和发展国际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对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参与却不甚积极。中国就科索沃单方宣布独立案提交书面声明并发表口头意见,是第一次参与国际法院的司法程序。今后,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法院咨询程序,以有力地维护国家利益。

国际法院视角下的反台独问题研究

自2000年民进党执政台湾地区以来,台独势力日渐猖獗。在2007年,台独分子手段更是有所翻新。在试图以加入重要国际组织的方式达到台独目的这一问题上,首次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所谓的台湾前途问题上,越发强调自决一说。国际法院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司法机构,从长从近计议,都有必要充分利用国际法院的各种机制,加强对国际法院案例的研究,以期挫败台独分子的不轨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