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海外传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作为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文学艺术类型,“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着内在的关联。“红色经典”在20世纪50—70年代集中传播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构起关于“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美国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认同与赞赏起到了消解彼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负面宣传的作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热衷与“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形成互文、互动及互鉴。新世纪以来,国外文学文化领域对我国“红色经典”改编的关注,同近年来国外经济政治领域渴望了解并热衷探讨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内在需求,形成某种隐在的呼应。

国际社会观与国际法的历史透视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透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观与国际法发展的关联性。古代社会国家职能不完善,近代社会出现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现代社会联合国体制的建立与二大阵营的对抗,当代社会的一体化加速发展等,这些现象均在学者们的国际社会观中有所反映,也使国际法的发展上呈现出不同时期的特点。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是总的趋势。

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1919—1945)——国际社会的研究视角

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和原则,民族自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印度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能动性与国际社会中主导大国间的互动,可以发现印度的民族自决观念是国际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国内民族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演变经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阶段:一战爆发、巴黎和会召开和印度加入国际联盟,推动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本土化,出现了从追求自治到追求独立的转变;以1929年为分界点,印度的民族自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化,表现为印度对全球范围的反殖民网络的呼吁,以及大国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和大国的推动下,民族自决从一种原则转变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合法性的塑造。

国际社会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认知与评析

我国为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人权和社会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全球紧迫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国际社会对我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认知衍生出一系列特点,其认知主体趋向多元化,认知内容逐渐深入与具体,但认知维度较为单一,缺乏整体性把握与理解;同时,国际社会仍部分存在“中心主义”偏见,客观性有所不足。把握与剖析国际社会认知表征与态度倾向发现,今后在对外宣传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相关倡议与主张的学理阐释,积极追踪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与研究动态,有效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体系构建,增强我国对外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

变动中的国际社会:宽容与不容异己

宽容是一种政治态度 ,是有关不同历史、文化和认同的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国际无政府状态既使国际社会中宽容更加接近绝对 ,又使不容异己显得非常合理。国际社会变动中的宽容与不容异己体现为旧体系与新体系因素间的主动与被动地宽容与不容异己。当今国际社会变动中的宽容与不容异己明显地体现在单级化与多极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本地化与全球化 ,以及主权与反主权、战争与反战争等旧新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

科技变革与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19世纪几项重大变迁例解

19世纪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体现在交通与通讯技术以及相关技术的飞跃、进化论思想在社会领域的发展,度量单位的标准化和统一、以及军事技术的巨大发展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变迁对于19世纪、尤其最后30年欧洲国际社会的巨大扩展和现代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在20世纪初期,一个伴随着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地理上囊括了整个世界的但并不是欧洲国际社会的简单扩大的现代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了。

论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及对中国国际社会战略的启示

当今国际社会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社会化和国际社会问题政治化、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共存竞争的全球性国际社会。这启示中国应当在坚持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以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与塑造和谐国际社会为目标,更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在融入中做到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并重,保持一颗平常心和自信心,灵活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代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从基督教国际社会到当代全球国际社会

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存在的关键 ,也是国际法理和伦理规范及其运行的基础。就大致从 16世纪开始的现代而言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流行或认同范围经历了两番大变 ,即从基督教国际社会演变为欧洲国际社会 ,再演变为 2 0世纪的全球国际社会。基督教国际社会内国际共同价值观念以自然法为本原 ,体现普泛的中世纪伦理残余 ,在承认新兴的国家主权的同时倾向于限制主权和国际冲突 ;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则以国家的国际实践及其构成的国家间共同同意为唯一准绳 ,确定国家权利的至高无上和国际规范的非伦理性 ,并以所谓“文明标准”体现其绝对的排他性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自设权利。主要由于几大新力量 (包括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美苏两大非欧强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若干运动 )的作用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随 2 0世纪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再次大变 :其流行或认同范围急剧扩展 ,西方“文明标准”至少在形式上被消除殆尽 ;普遍道德原则成为国家的国际实践之外至关重要的国际共同价值观念来源 ,并以变迁 (实现公正或正义方向上的变迁 )优先于稳定为首要特点 ;国家间平等、种族和民族间平等以及国家间分配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构成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根本内容 。

国际社会本位的理念与法院地法适用的合理限制

在国际私法中 ,适用法院地法几乎是各国的一种固有倾向 ,晚近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回家去”的趋势。然而 ,过多地强调法院地法的适用显然不利于各国间开展正常的民商事交往与合作。因此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日益发达 ,对法院地法的适用加以适当的、合理的限制 ,以建立健康、和谐的国际民商新秩序 ,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国际社会有关残疾与康复的理念和发展战略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国际社会康复的核心理念，分析了《联合国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残疾，包括预防、管理和康复》的决议中有关康复的内容，对世界卫生组织2006～2011年残疾与康复行动计划做了分析和探讨，并就发展中国康复事业提了几点启示和建议。

从国际社会的评价看香港回归15年来的科技创新发展

香港回归15年来,特区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旨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施政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从国际社会公认的几大主要评价报告中抽取出1997至2012年间香港以及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数据,按照时间坐标进行排列对比和分析,以求揭示15年来国际社会对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评价及其演变趋势。最后基于香港科技创新能力优劣势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和人员参考。

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

过渡司法最初是指一个国家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后,对旧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理。冷战结束和东欧剧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被用来指战争或冲突结束后,如何追究过去的种种暴行。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历史上受主流社会欺侮、压迫的群体采取的道歉与赔偿等补救措施,也被称之为过渡司法。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为此设计了多种机制,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总之,过渡司法就是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过渡司法的精髓不在于提出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特殊的正义/司法理念,而是要提供一种方法论,以调和正义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它强调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正义理念和一以贯之的司法模式。

巴里·布赞国际社会思想评述

巴里.布赞在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坚持的基础上,深刻地反思了它的不足与缺陷。他对英国学派的三个主题:国际社会理论的核心命题、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主要制度以及未来的研究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与改造,使它的内涵更加深刻,外延更加宽广,主题更加富于时代特色,从而使英国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国际社会国籍法变化趋势与我国国籍政策调整设想

在全球化背景下,双重(或多重)国籍政策推行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国籍法的变化趋势。我国坚持单一国籍政策,学术界也大多不主张修改国籍法。若从海外华人与祖国大陆联系重要性的角度看,双重国籍政策可以团结海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是国家借用海外华人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突破性战略手段。当前,我国调整和修改国籍法,有限度或有针对性地实行双重国籍政策是可行的。

当代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的哲学考察

国际交往关系的日益发展和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营造一个有利于开展广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国际法律环境的需要日益明显。这种需要不断推进当代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文章再一次从一些新的角度，深入讨论了这种走势，论证了这一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邓小平理论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是完全吻合的。文章的主旨在于推进我国法理学和立法学研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3P"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国际社会为减少及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提出了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有关贫困的理论及国际减贫目标。本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贫困理论以及减贫战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制订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方向:国际社会的观察和建议

本文对2000年以来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针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了这些研究中提出的现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和方向的政策建议。本文对已实现的建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未来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

本文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传统,提出了理解中国崛起的过程视角。首先,过程视角并不认为独立的实体和对立的类属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强调社会与社会中的行为体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其次,过程视角不认为两个对立物互不相容,通过互容式转化及交流对话两个对立物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题。本文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逐渐从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的重要新兴大国,其身份转变、制度选择和规范接受都是和平的,中国也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和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因此,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会以暴力方式对抗国际社会新建立的制度,理由是不充分的。

从国际社会团结看逆全球化产生及应对——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

随着逆全球化不断蔓延,探讨逆全球化产生的因果机制,成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这一时空范畴,尝试从行动者“认知—行动”角度,对逆全球化发生的过程展开动态分析。国际社会团结是全球化作用下,国家幸福追求与幸福实践的统一,存在互利与自利两种路径。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益受损之下,对于全球化存在“推动”或“阻挠”的选择难题,为了转移本国矛盾、获取选民支持,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利路径,由此导致逆全球化的出现。逆全球化集中表现为重利、轻义、玩弄规则。国际社会团结的未来走向将不会改变,面对冲击既要维护并完善现有机制,强化国际社会团结,同时也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