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在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必须充分把握国际经贸规则大方向,在此基础上再去明确自身的谈判立场。是否符合国际经贸规则的大方向,往往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贸规则谈判中获取相对有利地位的关键所在。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竞争中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规制与影响

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与发展,展现出主权国家利益群体的综合博弈,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使美国经贸规则制定权被动摇。竞争中立要求国家在市场竞争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对国有企业存在优待或偏袒,目的是实现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化解国有企业因所有制或国家的特殊对待而享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竞争中立原则的国际造法为中国国企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国企改革方案中需适度引入竞争中立原则的基本立场,最大限度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中立原则。

国际经贸规则视域下高标准推进黑龙江自贸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化、协同化发展是数据治理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贸易投资全球化、驱动经济新增长的重要动能。作为对俄及东北亚合作枢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抢抓机遇谋创新,协同发展促开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在顶层设计和地方政策的加持下,应在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探索上,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聚焦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开放相衔接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际经贸规则理念的融合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关键性步骤。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其蕴含的全球共治、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的思想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虽然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共治以及合作共赢方面与习近平法治思想有些出入,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绿色低碳的构成要素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融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合理评估国有企业、劳工等国际经贸新规则,分阶段逐步接受特殊领域规则并借助WTO等已有的平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如何演进的?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推动更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将为我国开展农业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开放进程中,中国通过主动对标对表国际通行经贸规则,不断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力量。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到底是什么?与传统国际规则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农业领域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又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国际经贸规则续构热潮与中国应对

国际经贸规则是指国家或地区之间经贸行为应遵守的经共同确认的规章制度。它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产物。作为国际经贸的上层建筑，国际经贸规则对国际经贸关系具有促进、约束、缓和调整的作用，使国际经贸关系有序发展。

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的立场

随着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区域化、拓展化和差异化现象在国际经贸规则发展中愈发凸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动向已然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对外交往的策略选择。基于此,我国需要形成清晰系统的对外经贸战略思路和立场: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立足点,积极捍卫多边经贸体制的既有成果,并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地缘优势的区域贸易安排,以制度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背景下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伴随全球经济低迷的客观走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国际经贸规则呈现出逆全球化、区域化和“边境内”开放的趋势,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面临瓶颈。因此,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必由之路。中国在营商环境、自贸区建设和新兴领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行业间、企业间、区域间开放政策堵点有待打通。为了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其次,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最后,要推进中国规则国际化,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国际经贸规则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国际经贸规则对中国国内制度变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对WTO的相关承诺就以硬化预算约束的方式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近年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诱因。作为OECD倡导的软法,"竞争中性"原则可以进一步硬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鉴于"竞争中性"从软法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尚需时日,中国在有关国际制度的重构或创设中可以稳步提出"竞争中性"的中国方案。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为此,美欧等发达国家希望重塑国际经贸规则,重新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领导权,抑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上升的影响力。面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新规则,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提升在国际经贸新规则中的话语权。

日欧EPA对中国获取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主导权的影响

日欧EPA的建立既是日欧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各自独特的战略诉求也是其共同战略诉求整合的结果,其影响不但超出了日欧双边关系的范畴,给日欧双方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且也会对利益攸关方、WTO改革与存废以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等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在这众多影响中,日欧EPA所搭建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模板给中国获取更大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主导权带来巨大的压力,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目前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朝着区域规则先行、高标准化、更多关注金融和非传统经济规则构建的方向发展,使"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非常重要。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重塑存在如何实现公平规则修订、协调大国关系及关系性资产投入偏大等难点,需要中国重点从争端解决机制、货物贸易、金融及非传统经济的域内规则统一入手,增强新兴国家与美欧等谈判的集体力量。为实现规则统一,中国应建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级别多边磋商机制、对接内外自贸区规则、先行实现域内金融规则统一、增加"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学习投入及由简入繁分批推进不同领域的规则一体化。

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因应对策

以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为契机,双边的、区域的高标准新规则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和整合的主流。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不断强化、国际投资规则高标准自由化、服务贸易规则高标准开放。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要求国际规则的一体化和透明性,二是WTO多边主义受挫与区域主义兴起给发达国家主导新规则的制定创造了条件。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趋势,我国应积极研究和妥善应对。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中国关税政策运用的再认识

世界经济再平衡进程的启动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加快,给我国关税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未来国家关税调整政策的制定应更加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未来关税政策的运用,应当重点完成关税制度顶层设计的完善,以切实保障关税调整的整体性、立体性,以及在目标、结构、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平衡。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和完善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套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凝聚各国力量、发展沿线国家合作交往、解决分歧的准则。就目前“一带一路”的贸易、金融与投资、税收、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领域的规则而言,尚存在诸多不敷“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之处:碎片化、陈旧不适应、美式歧视性规则在单边和区域性场域强势登场、世贸多边规则改革艰难、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不足、影响数字贸易的规则阙如以及沿线国家国内法治问题等。在国际经贸规则总体上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尚不相符的情况下,需要立足现有机制和规则进行创新与完善,以实践为导向,以引导合作、促进交往、规范行动、解决分歧为方向,以构建包容复合型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竞争要求演变与我国的应对

国际经贸规则正朝着"竞争中立"趋势演变,不仅对我国国内的法律、政策规范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可能产生较大的潜在影响。应对"竞争中立"原则,一方面,我国应将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解决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主动参与竞争中立的规则制定,使得能够反映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诉求在国际规则中得到有效表达。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美国的政策两难与发展趋势探讨

正在进行中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背后实质为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争、世界经济格局之争,影响深远。既有规则的效应大幅下降、规则自身的不足以及美国的推动,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面临着五大政策两难,包括打破既有国际经贸规则和重构新规则之间的政策两难、对外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两难、对外经济与国内经济政策之间的两难、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政策协调两难、丁伯根法则两难等。后期美国将采取较为理性和务实的多领域平衡和折中政策,既延续以往某些政策,也会做出适当调整,以多方有效合作的方式重构国际经贸规则。

霸权之后的大转型: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国际经贸规则分歧和重构

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引起和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新一轮重构。WTO面临改革压力,中美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实体规则存在较大分歧,WTO上诉机构需要尽快重启;中美两国都在通过区域性FTA构建规则体系,其中高标准的“边境后措施”成为重构的主要内容,但也存在隐患。中美经贸关系持续“脱钩”的背景下,美国视中国为威胁,对此中国应积极推动WTO改革,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完善国内法律,提高法治水平,构建“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体系,掌握规则重构的“话语权”。

国际经贸规则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而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正是全球经济秩序大调整大变革的突出体现。去年以来,先后有CPTPP、EPA 和USMCA 三大自贸协定签署。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构建过程中显现的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和广区域四大特点,以及在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环保劳动、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六方面的变革趋势,不仅将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加速我国出口型加工制造企业向海外转移,而且还将加大国内制度法规的调整压力,削弱我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增添我国再次“入世”的风险。

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响应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匹配的结果,这波逆全球化呈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管齐下"的保护主义特征。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的迅猛发展必定会导致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国际角色转换、经济制度变革、经济格局重塑、政策机制升华、市场文化改造和国民意识更新等方面。逆全球化动向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对策,对外要密切关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进程,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议价能力,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对内要积极推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推进自贸区试点及规则创新,促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对关键行业和关键产品提供全方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