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法治协同的地方图谱--《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浙江实践及法治因应》书评

土地是人类生存之基、发展之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通过土地制度创新优化土地要素配置,盘活农村土地要素,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已成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基础性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的优势、困境与改革方略

农村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其变革关系到资源配置、百姓福祉和社会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基础性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适,对不同阶段主要发展任务的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具有五大独特优势,分别是能够在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能够以释放土地财产收益为抓手夯实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能够以赓续农耕文明、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以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工程、发展生态农业、防治耕地污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路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能够以支撑内生型发展模式为手段保证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困境,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着力加强农村土地的粮食安全保障、财产性收益提升、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秩序稳定功能。

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性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性体现为两方面,即实现地权平等和地权体系具有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有效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家庭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法律化和承包期延长,土地征收规则的更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建设用地指标化交易,以及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整体性推进的主要体现。土地利用规划及其实施,以及政府在地权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是分析地权交易规则科学性的两个基本因素。为进一步整体性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需要建立科学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机制和土地指标交易机制。

从汉朝土地制度推测诸葛亮躬耕地的位置

汉朝土地分为私有和国有两类:百姓拥有的可耕土地,属于私有;而山林湖泽等土地,则属于国有。东汉南阳郡人口数量一度位居全国郡国第一,南阳宛城附近肥沃的易垦土地,基本都被开垦成为私有化的土地。东汉南郡所辖襄阳县,其人口随着北方流民的涌入,也有显著增长,其城池周边平坦的沃土也被完全开垦出来并私有化了。诸葛亮在南阳城池和襄阳城池附近平坦沃土上躬耕的可能性甚小,而选择属于国有山林附近躬耕的可能性甚大。襄阳隆中是典型的国有山林地带,附近有一定数量的可垦之地。南阳宛城卧龙岗则不具备襄阳隆中适宜隐居躬耕的地理条件。从清代记载隆中的田亩数量来看,隆中田地所产能够支撑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之需,而不可能支撑数家的生活之需。从躬耕地与城池距离是否有利于建造草庐以适应宁静的耕读生活也可推断,诸葛亮的躬耕地当在襄阳隆中而不在南阳卧龙岗。

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特征及绩效分析

阐述我国近百年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概况,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渐近性、需求引导性等特征,指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基本产生了积极的绩效,并对各个变迁阶段产生的具体绩效进行了评价,最后给出了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导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在于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乡村人才梯队、重构乡村文化个性和完善农村组织治理。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是影响和决定乡村振兴事业的关键。当前,在涉及农村土地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和《土地管理法》修订等制度性改革方面仍有不足。建议:(一)完善巩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二)激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内生动力;(三)优化农村宅基地配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五次重大变迁,彰显了党的执政智慧和治理能力。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的土地革命阶段;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的土地改革阶段;第三次为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阶段;第四次是20世纪60年代“土地大包干”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第五次是1981年以来土地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阶段。这五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均对我国农业生产以及国民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相关理论,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深掘农村土地制度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旨在探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当代启示。

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微观样本——佛山市南海区的集体土地制度变迁

为应对制度更替时的剧烈震荡,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稳态治理模式。构建渐进式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对南海区集体土地制度变迁开展历时性研究,指出初始阶段南海区与中央的制度偏差成为其微观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作为科层制中的下级政府与社会场域的实际治理主体,既是中央制度在进入社会场域时的“润滑剂”,也与市场主体一同推动符合地方实际需求的创新性制度变迁,通过制度变迁在体制与社会场域的传导与反馈,宏观渐进式改革与微观渐进式改革得以双向互动演进。最后提出地方性制度变迁是我国深化改革在社会场域的重要支撑,对中央制度变迁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三块地”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理清农村、土地与财政的内在关系尤为重要。本文利用中国2010—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三块地”改革试点对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三块地”改革试点显著缓解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尤其是在农业县和山地丘陵县的财政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本文建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全面推进、因地施策并强化保障。

玛纳斯县土地制度改革对农用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土地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对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构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土地流转模式和支撑体系。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玛纳斯县土地制度改革对农用地流转的影响现状进行调查,然后采用描述性统计法和归纳分析法对玛纳斯县土地制度改革及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玛纳斯县存在部分突出问题,即流转程序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土地流转信息时效差,缺乏流转交易平台,土地碎片化严重,整合困难。因此,要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实施有效监督,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建立土地流转平台,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视角

农村土地制度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视域。与其他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终为农民谋福利,大力改革农业生态,始终以实事求是为导向推进工作,彰显着其“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事求是”的鲜明特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赋予了“现代化”全新内涵,给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全新的选择。

中国近代土地制度变迁的特点与启示

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土地制度不断发展变迁,反映了不同阶层对土地制度的探索与努力,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变革提供了借鉴,其具有以农为本、以人为本,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等特点,对于完善土地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

基于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对制度变迁的内生与外生动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六个阶段,从动力、成本、速度及外部利润等方面揭示农村土地制度多阶段变迁的内在机理.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将深化农村改革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宏伟布局中,进行了系统性、前瞻性谋划,并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明确要求。江苏作为在改革和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更应积极地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努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为了处理好土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以2015年改革试点县为典型研究案例,采用文献阅读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土地制度改革现状及难点、乡村振兴的内涵与目标,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改革的必要方向在于坚持“耕地红线”,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小农经济效率;严格把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调节其与土地征收的矛盾;探索关于宅基地入市的合理途径,保障农民利益。

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乡村振兴经济政策优化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期我国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发展指明了的道路。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推进乡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对优化乡村经济政策、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经济政策,以促进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土地制度发展逻辑及启示

土地制度是调节国家、人民、土地三者关系的基本制度,对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土地制度围绕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产权关系调整展开,依次经历了氏族社会时期的土地“公有共耕”、奴隶社会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四个阶段。通过分析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时代背景、发展逻辑、成败原因,可以发现土地制度变革受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影响。从土地制度演变史中提炼出的土地制度发展逻辑、共性思维、改革经验,对指导当下的农业农村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要求。对于流动人口市民化,本文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出发,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发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正负面影响并存。针对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及现实的市民化困境,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提供分流机制:对市民化意愿不足的流动人口给予返乡鼓励与支持,而对于市民化意愿较强的流动人口则需要助其处理家乡土地产权红利相关问题。

土地制度改革联动效应与城乡产业融合:作用机理、现实图景及优化路径

土地作为农村宝贵的发展资源,是城乡产业融合的重要依托。打破土地制度改革“孤岛”状态,优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内部联动效应与外部联动效应,可以通过增加农村可利用土地总量、活化农村多重资源经济价值、拓展城乡产业融合业态空间、提升农村产业融合组织能力等四个维度加速城乡产业融合进程。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正在经历由承包地改革“单兵突破”向“三块地”改革“集团推进”的深刻转变,但是当前仍然处于内部联动效应和外部联动效应双重微弱状态,亟待从夯实基础保障、聚焦攻坚核心、放大中介效应等三个方向优化改革进路。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为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作为全国第一批改革试验区,先后承担了30项国家级改革试验试点任务。近年来,平罗县充分利用其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改革求创新,为发展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夯实了基础、拓宽了路径。笔者以平罗县为调研对象,总结该县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做法成效,并提出持续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